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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区”梦想与现实 　　“新特区”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人们变革现有不合理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的梦想。这是“新特区”可以承受之重吗?制度创新会成为“新特区”的第一选择吗?“新特区”的主政者显然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自2005年6月到2007年12月，我国已经产生了四种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区别于深圳等1980年代确立的老特区，这四类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统称为“新特区”。2008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于是，作为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国际、国内多区域合作示范区，广西沿海地区也成为“新特区”的一员。 　　由于实施时间很短，中央对于“新特区”的改革目标、思路等显然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并无公之于众、系统成套的解释和说明，但坊间的评论早已铺天盖地，普遍的看法是，“新特区”不再以GDP的高低论成败，而是要综合解决市场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实施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不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损害环境为前提，统筹兼顾和涉及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显然，在改革共识已见分歧的当下，人们把对合理新秩序的期待一股脑地加给了“新特区”。“新特区”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人们变革现有不合理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的光荣和梦想，但是，这是“新特区”可以承受之重吗?在GDP崇拜和经济决定论仍然甚嚣尘上的时候，制度创新会成为“新特区”的第一选择吗?在改革日益部门化、利益博弈错综复杂的今天，“新特区”的体制创新试验到底能走多远呢? 　　 　　 　　新在何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西方很少经济往来。1970年代后期，党和政府逐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由于资源、物质条件有限，也为了把万一失败后的负面效应减至最低，国家选择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选择区位???势明显的省市集中配置资源。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先东部后中西部，而东部领风气之先的地位，又集中体现在几个经济特区所享有的优惠政策上。 　　和今天人们的想象不同，当时高层对经济特区的前景并无把握，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事实上，直到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还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在这样一种没有十足信心的预期之下，选择的经济特区就不会是那些经济实力很强、牵一发动全身的地区，比如工业重镇上海，而恰恰必须是经济实力不足的地区，因为一隅之地，若败不至在全国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如果成功，却对大局有示范意义。同时，由于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必须要放在沿海；另外，由于此时中英谈判已经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考虑不久的将来对港、澳收回主权，并希望能影响台湾。显然，要让港澳台同胞对国家产生认同，和它们毗邻的那些地区的发展状况也不能太寒酸了。 　　而这些条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都具备：计划经济时代它们长期被视作战备前沿，投资严重不足，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它们处于沿海地区，并分别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汕头则是著名的侨乡，有众多成就卓著的海外同乡，人脉广泛。显然，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的先发优势，并不是建立在其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之上，而更多是因为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经济特区确实起到了在原有体制之外“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示范作用。尤其是深圳特区的改革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功莫大焉，并收获了大量基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验。但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之后，也开始暴露出矛盾和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府管理的效能不高，管治危机时有发生；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沿袭已久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改变，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城乡二元结构虽广受诟病，但仍然根深蒂固……而且这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沿用以前惯用的单项突破式改革模式已经行不通，因为它们广泛牵扯到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 　　在此情况下，国家再次祭起了试点的大旗，从2005年65起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尽管有很多学者对在加入WTO的情况下设立新特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显然，在某项政策大面积推行之前进行试点，这已经成为国家决策的路径依赖；而在发展进入一个需要触及更深层次利益格局的时候，国家同样需要规避风险，减少失败可能的冲击。 　　而在综合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