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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再造”非凡抱负 　　提及卢作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1938年武汉失守后，享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集中了所有船只，经过40天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失守前，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及上万名精英经三峡航道运送到西南大后方，完成了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抢运行动，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西部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实，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实业家、教育家、改革家，还是一位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实践者。 　　据有关资料统计，1934年全国共有乡村建设团体6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1000多处，而真正给农民带来利益与实惠，对农村发展起过显著促进作用的并不多见。这些团体或实验基地大多自消自灭，少数延续下来的，及至抗日战争时期也不得不被迫中断。作为“民国乡建三杰”之一，卢作孚的名声似乎不如另外两位――晏阳初与梁漱溟，但他坚持的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大。三人生于同一年（1890年），都选择某地作为实验点，思想与做法却各不同：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基地，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梁漱溟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将重点放在建立村学乡学上，以振兴儒家文化为宗旨，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治体制入手开展乡村建设；卢作孚则以重庆北碚为中心，以经济民生为重点，超前性地提出“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宗旨。 　　1927年2月，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辖区山势险峻、偏僻闭塞、贫穷落后，夹在两军防区中间，属“四不管”地段，盗匪十分猖獗。作为一个治安联防机构，峡防局局长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安民，而卢作孚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出身贫苦、对民生民情有着深入了解的他，企望在西南地区展开乡村建设实验，“计划把三峡地区建设成一个工业区游览区”。 　　卢作孚提出“打破苟安的局面，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首先整顿峡防局机关队伍，要求职员“不喝酒”、“不吸烟”、“不赌钱”，“诚恳地对人，忠实地做事”。局机关焕然一新后，他便亲率官兵清剿土匪，或以“鼓励自新”的手段“化匪为民”，还在禁毒、禁赌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有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与社会秩序，峡防局更是担当起地方政权的职能，重心转向酝酿已久的乡村建设，其模式可概括为“以交通为先行，以经济为中心，以文化教育为重点，以乡村城市化、现代化为旨归”。 　　北碚乃峡区中心，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卢作孚将采煤业作为峡区的第一重要产业。为提高煤炭运输能力，他主持修建了解放前四川唯一的铁路――北川铁路；而后又亲自购买织布机，组建四川当时最大的机器织布厂――大明纺织染厂；他还创办农村金融机构，架设乡村电话，建立地方医院……经过约半年的改造，北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称为“平地涌出来的现代化市镇”。1931年3月20日《嘉陵江报》中的《半年的北碚》一文，对此作过生动记述：“半年来北碚事业积极振饬，把民众俱乐部扩充大了，街上的电灯安照得明亮了，三峡工厂日夜机声轧轧，远远可闻；火焰山成立博物馆、兼善校，并改建了公园，实用校也成立了分校，马鞍石也开辟来种了树，原只有一个邮务代办所，现也改设了三等邮局，河边又设立了囤船，远近各界人士来参观的特别多。”北碚建设有了成效，卢作孚推而广之，使得峡区的每个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 　　卢作孚一边改造实验，一边总结经验，发表了大量乡村建设理论文章。他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乡村建设的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乡村现代化起来”，“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由此可见，卢作孚的远大抱负是为中华民国提供“范本”，以达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国家现代化，应以广袤的乡村现代化为基础；而乡村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民众的个体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秉持这样的观点，卢作孚不仅训练有一定学历的青年，还将目光放在广大民众身上。他决定将北碚几乎所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博物馆全部“敞开”，向普通百姓开放，“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让民众感受现代生活，接受新事物。不仅如此，卢作孚还常常亲临现场主持活动。一次，民众俱乐部放映幻灯时，他手拿“传声筒”，站在一条长凳上，望着屏幕出现的现代汽车、轮船等，亲自讲解幻灯内容及原理，讲得“引人入胜”，市民、农民皆“洗耳静听”。据1931年6月22日《嘉陵江日报》的《北碚场未有之盛》一文记载，这年端午节，这些地方第一次向公众开放之时，方圆百里的农民前来参观，妇女“比平时赶场约增十倍”，就连一位90多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