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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白旗”运动中巴金 　　1958年，知识界流行“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青年学生们号召：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敢想敢干，破除迷信。于是到处寻找靶子，拥有众多青年读者的巴金自然难逃此劫。当时，发动和参与批判的报刊主要是青年刊物《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 　　在这个极端思想风行的年代，上海柯庆施、张春桥在文化方面搞了许多标新立异、极端化的花样，诸如柯庆施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以示教授没有什麽了不起；柯庆施还要社社(人民公社)办大学；张春桥撰文主张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都受到赞扬和鼓励。他们对巴金在1957年鸣放时批评上海市委，以及巴金作品在青年中影响早就不满，现在正是清算的时候。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徐景贤批判了巴金关于文艺作家法斯特的文章。紧接着，也是上级的姚文元与北京《中国青年》联手，于10月发出长文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明确提出“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于是，各地的一些刊物、学校紧紧跟上，批判文章蜂拥而至。几乎同时，《文学评论》发表了北师大学生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胡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价》。一时互相响应，形成浪潮。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到1959年4月长达十个月中，批判巴金的文章近百篇，姚文元一个人就写了三篇长文。? 　　 　　姚文元担当主角? 　　 　　在这场批判巴金运动中，姚文元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首先在《中国青年》连续发表两篇长文，针对巴金的主要作品《灭亡》《家》，题目就叫《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显然，这是经过周密策划后推出的。经过半年多批判后，姚文元又发表了一篇以权威的口吻居高临下做总结的文章《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因为那时《中国青年》已得到上面指示收缩这场批判，所以姚的总结只好发在《读书》杂志上。? 　　姚文元从批判胡风发家，是一个由政治运动造就的典型的文化打手。他最善于断章取义，深??周纳，熟练运用极端思想教条打人。巴金在1956年和后来1962年都曾描写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象声势很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巴金的描写显然包括了姚文元这个具体对象。? 　　1956年时，巴金对姚文元的极端言论颇为厌恶，曾有过交锋。当人们对“鸣放”还有顾虑时，姚文元就叫喊要人们“鸣得好”，说话写文章要“恰倒好处”，用意无非是想限制人们说话。巴金先后写过《“鸣”起来吧!》《“恰倒好处”》两文加以辩驳。巴金说：如果“定下不少清规戒律，号召人们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他还说：“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可见巴金对于“万马齐喑”如何痛心疾首，对姚文元这样的极端分子又是如何厌恶到了极点。所以他在文章中直接点名姚文元讥讽说；“既然鼓励别人讲话，最好还是少来些限制，暂时不必发什麽‘恰倒好处’的通行证之类，发通行证的办法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起一种抵消作用的。”? 　　反右斗争是姚文元大显身手之时，仅1957年下半年之后七、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写了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文章多达七、八十篇。上海的徐中玉、施蛰存，北京的丁玲、冯雪峰、艾青、刘绍棠、陈涌、秦兆阳、徐懋庸，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探求者”，以及《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都在他的棍子横扫之列。巴金侥幸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到了拔白旗运动时，这个窥伺已久的文化打手就抓住时机了。? 　　姚文元首先选择《家》《灭亡》做靶子，指责巴金“美化了无政府主义”，“对于《灭亡》这本书中的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采取了辩护的态度”，书中主人公杜大心的道路“是一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道路”；说巴金宣扬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它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他还说，有些青年接受了这种影响，“严重的发展到反党。这点在去年鸣放中，是暴露得很清楚的”。这样，姚文元就把巴金的旧作与所谓“右派进攻”捆绑在一起了，用心是很险恶的。? 　　对于《家》，姚文元不能不对所谓“进步作用”作了一些肯定，但说那也“只存在历史意义而失去了他的现实意义，而《家》中那些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却显得非常突出了”。“它影响有些青年整个人生观，因此它们的害处就特别大”“和今天的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地对立着”。他还把批判肃清巴金思想的重要性提到是“青年们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透露了姚文元们对巴金的恐惧，在把巴金视为障碍的同时，隐伏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