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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一个国家与时代拐点 　　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32年了，再次回味恢复高考制度的每一步。仍温暖!仍感动!仍震撼人心。 　多年以后，面对无数双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的眼睛，刘海峰教授会记得，32年前的那个冬天，走进高考考场时的他，浑身难以抑制的颤抖。 　　 　　未知的前夜 　　 　　2007年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研究中国高考制度的知名学者；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刘海峰，和其他数百万同年代人一样，有着另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厦门郊县一个早已改了名字的农场，是刘海峰和他的同学们“上山下乡”的地方。1976年的夏天，那个分外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的刘海峰夹着行李卷，一片茫然地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17岁的他有足够多茫然的理由――父母都是教师，自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他对知识有着难以言喻的热爱和追求，但现在，他却要开始学着做农活，而且也许一做，就要一辈子。他不知自己究竟在茫然什么，“高考”是一个对于刘海峰他们太过陌生的词语，十年了。从上小学起，他和他的同龄人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太多的“学工学农”，而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 “高考?想都没想过，那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还可能有?”刘海峰说，当不能再参加高考的“痛”经历了十年时间的磨打，最终降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时，那已是种迟钝的麻木了。 　　然而在废除高考制度的1966年，那种数百万人的希望被突然扼杀的瞬间，却是不可承受的伤痛。 　　1966年4月6日至14日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人对统一高考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一个月以后，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将《通知》中“彻底改革”招生制度的提法“发展”为“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要废止现行的统一高考，并提出推荐选拔的新办法。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高等学校在1966年至1971年期间实际已停止招生。1972年起，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 　　刘海峰说，当时他们青年点的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能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而刘海峰的希望显然更奢侈些，“我想如果更好，能去上个中专什么的，那毕竟也是学校么!” 　　 　　破晓的黎明 　　 　　传闻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准确地说是8月末，开始传播在刘海峰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的。 　　“听说要高考了!”“什么?”“高考!高考!”“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都那么说的!” 　　这样的对话不断在刘海峰们中间流传。他们将信将疑着，互相打听着，但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那似乎是一阵风，一阵期待已久，所以无法急急而至的夏日清风。 　　而在遥远的北京，这股清风已呈荡涤之势。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 　　1977年8月4日，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　 接着，邓小平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解除了此前一直禁锢着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