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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转型中国时代变量 　　2009年春天,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新闻中心的时间显示墙上,只悬挂着3个时钟,依次为“华盛顿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 　　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使得今日世界,“北京时间”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因素”日益举足轻重。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 　　30年来,转型中国的阶段性成功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若干成功经验的总结,并不足以成就一条模仿、移植、学习的康庄大道。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价值判断和责任意识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还不具备经济之外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呼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作用的“中国责任论”呼之欲出,但我们显然还未做好准备。 　　而在国内,伴随着改革共识的日益薄弱,“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却益发清晰。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的行进,依然任重而道远;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成就了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却也改变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既有轨迹,2009年的无奈,需要2010年以后的圆满;而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带来的社会结构“板结化”,其中孕育的冲突和对立正日甚一日。 　　而社会改革终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我们提倡渐进改革,但渐进绝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就当前而言,政府应有大气魄、大手笔,下定决心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民主。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真诚、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中国社会的感情,更不应低估中国社会大众对更好生活、更和谐社会、更科学发展的期待。但今日之计,不是忙着给发展中国家传授经验,而是,辞谢未必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虚誉,完善“中国道路”,发展好自己,担负好相应的国际责任。一个沉着、理智、清醒的中国,才能够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改革转型: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革是一个神话。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对它情有独钟,社会大???也对其给予了满怀的期望与热忱的支持。 　　但在近来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改革光环渐退,尴尬多多。改革者们“深化改革”的誓言凿凿背后是改革内容的越来越模糊,社会大众“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却益发清晰。 　　难道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竟然如此的健忘,完全忘却了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绩效?回答可能恰恰相反。 　　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必须也改变自己。 　　如果说30年来的中国,是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那么从今以后的中国,则是变化了的社会促使改革的转型。 　　 　　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 　　我们都在追求好的改革,这实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其实改革只有适宜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诉求,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对代价的认可与容忍。这样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就会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好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场,其改革理念的着眼点就是承认并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益,并把这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及其成果都是对它最好的辩护与论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3倍之多的年均9.8%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舞台上坐三看二的经济总量,将近全球外汇储备一半的2万亿美元,更不用说占世界1/4的人口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的这一事实。 　　但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其理念绝非完美,其结果甚至难说正义。 　　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社会成员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追求利益过程中绩效的不同。邓小平当年特别强调先富起来是要靠“劳动和合法经营”。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靠“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个案,但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致富的恐怕也不少。 　　比如,通过权力获取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最为通行的方式。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社会,权力是追求利益最有效也最强大的手段。于是,握有权力者运用权力获得利益,没有权力者通过接近权力、依附权力、结盟权力从而也获得权力辐射的收益。中国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民营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体现市场经济本性的群体,可是“红顶商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把他们的这种进步意义给完全淹没了。固然他们是可能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但失去的恐怕更多,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革。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