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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兰州地区诗歌概况 　　摘 要：三四十年代的兰州，是西北地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地区。落脚至此的许多文化人士，不甘于文坛的寂寞和萧条，于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北诗运”，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诗歌创作与批评尤为繁荣。这篇文章着重梳理分析这段时间兰州地区的诗歌发展脉络，期待能对这一至今仍较少为人关注的领域有所贡献。 　　关键词：兰州地区诗歌；同声歌唱；蓬勃的西北诗运；诗坛新生代 　　 　　三四十年代，随着东部地区时事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院校和文化人士都选择了“西迁”。作为“落脚地”之一的兰州，藉此成为了西北地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地区，并且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北诗运”、“西北剧运”，文学创作活动一度受到全国文坛的瞩目，诗歌创作尤其成绩斐然。许多外来的诗人在兰州地区“生根发芽”，发表了不少的优秀诗歌作品。对于这一地区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将会有益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甘肃地区的现代文学，同时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把握40年代后期全国诗歌创作的整体状况。 　　 　　一、时代的鼓声与同声歌唱：30年代及抗战初期诗歌创作 　　 　　 “九一八”前后，起初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在报刊上撰写一些诗歌来提倡抗日文艺，如杨希珍(杨静仁)、潘若清、张亚雄、万良才、徐国贞、苏芝畅、王孤萍、薛文波、袁若水、张文郁、徐味冰等人的诗文。但由于甘肃远离东北，人们把西北看作“安乐天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又无实际的抗日生活可言，因而那时的作品大都流于空泛。张漫冷的诗词《哀辽东》，杨汉文的诗词《吟北大营》、《九一八》等，基本格调都是浮泛的斥责日寇暴行.诉说东北沦陷之苦，对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讲些“杀尽倭奴，锄尽汉奸，要将无人性的三岛踢翻”之类的愤慨话。樊大卫的诗歌《朋友不要退》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我醒来时，犹在梦中恍惚 ,/甜蜜的幻景突然破灭;/耳边隆隆的炮声，还在震动我的耳膜，/朋友，你看中华多么衰弱。/我们在青年时代，/不管雪花如何踊跃，/不管大风多么猛烈，/你总得抱着正义，向前去杀敌。/朋友不要退???不要退！/这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你尽管把你的爱国力量发挥尽透。/朋友不要退，不要退！”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当时甘肃文坛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风花雪月、唯美颓废的诗歌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如潘若清在《我们的需要》一文中讲:“国家成了破落户，民族走上了困厄的路，如果写作的笔尖跳不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圈子，虽然不是失却灵魂的木乃伊，也是十足的后补亡国奴……”幻人撰文说:“凶暴的强邻，枪口向我们瞄准，我们绝不能捧着诗集受死。所以我们现在的文艺，不应是少数人所能欣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而是需要大众生命推动力的文艺。明白点说，我们中国现在不需要消极的、浪漫的、颓废的、无病呻吟的文艺，而是需要奋发的、有为的、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文艺。” 　　时代的呼声使得诗人们要做出重大的抉择：坚守自我的诗歌风格与追求抑或加入时代的大声音中去。坚守自有其合理意义所在，并且我们不能用“顾影自怜”“风花雪月”等词汇简单地加以否定；放弃自我风格，转而呼吁民众觉醒的努力亦有其重要价值，也自然会呈现出种种的缺陷、留给后人很多遗憾。当然，绝大多数的诗人都放弃了以前的“无病呻吟式的伤感”，转而加入到时代的大声音中去，他们的诗歌创作方向也为之一变，或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或赞颂战士们的英勇的精神，或号召全国人民（包括“友人”和“毕业同学”）起来反抗，紧密地围绕着“抗战”“救亡”这样的时代主题来展开创作。或许正如同时代的一位诗人所说：诗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绿原《憎恨》），真诚的声音夹杂着跟风的呐喊，共同汇成了一曲“抗战救亡大合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 　　兰州地区直至1938年还有“具着死的决心/怕甚么大炮坦克/冲锋吧，同志！/努力吧，战士！/碧血白骨/为最光荣的结果！”[1]这一类口号式的诗歌。在此类诗歌中抗战的激情与斗志固然很浓烈，然而艺术方面的粗糙、主题的单调、空洞的呐喊却是它们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新的形势和新的转变也即将到来。 　　一般来讲，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历史分界点。自此时起，战争连着革命，动乱纷纷，时代已经不复是三十年代那样一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年月，而是狂风暴雨开始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日子。兰州固然因其地理位置未能直接遭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40年代来到兰州的许多作家及文人却是战火的波及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使得他们创作的诗歌摆脱了30年代乃至抗战早期的“空洞无力感”。战争的烽火烧遍了大江南北，诗人们再也没有“浅酌低唱”之所，他们面对着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磨练。 　　事实上，在早期诗歌界“蛙声一片”的时候，同样也出现了曼霖的《高粱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