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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等命题思考 　　在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兴的课题。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问世，为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打下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也就是从这时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或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这一命题开始出现。老一辈开拓者不仅为这一命题的成立付出了心血，而且在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课题，并且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渐公布以及莫斯科驻华代表回忆录的翻译出版，所有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不能不涉及到苏联以及列宁、斯大林等人，结果就形成了命题和内容不一致的尴尬现象。即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命题之下，论述的内容却不得不与苏联方面联系起来。如果用“共产国际”取而代之，便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会。常常有人将莫斯科方面对中国的决定和指示，统统记在共产国际头上。例如将大革命时期以苏联政府名义给予国民党的援助，说成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现象，更为了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问题，一些站在研究前沿并具有开放性思维的专家提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个命题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在其中反映出苏联方面的内容。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这个命题便应运而生。十多年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的全国性有关会议，都是采用这一命题。直到2003年4月，仍以“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命题召开了第九次全国学术讨论会。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加入“苏联”这个概念，在改变前一命题局限性的同时，又弥补了前一命题的不足，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为研究者的表述带来了许多便利。 　　那么，“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是否是最合适的命题呢？笔者认为：引入“苏???”这个概念并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前辈专家们的成果。实事求是地讲，前辈专家们之所以赞同引入“苏联”这个概念，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的档案资料有限。在这些有限的档案资料中，除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外，还有一些是以苏联政府名义发出的公告，以苏联政府名义给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种援助，所以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条件来看，引入“苏联”这个概念是合适的。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结论。随着有关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和发掘，已有的观点也要不断被修正，只有这样才能愈来愈接近于历史的真实。1997年以来，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收入其中的886份档案中，有关共产国际会议、决议和指示的档案只有117份，绝大多数则是与联共（布）[1926年以前为俄共（布）]有关的文件。这只是从形式来看。再进一步研究文件的内容和实际落实情况，联共（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便赫然显现。 　　档案资料和历史实际都表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首先，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是联共（布）中央领导成员，而且他们的任职也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后期的季米特洛夫的任命也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其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实行体外控制和体内控制两种形式，来保证共产国际的决策与联共（布）中央的决策相吻合。所谓体外控制，就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策后，再由共产国际来执行。所谓体内控制，是指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执委会，随时监控共产国际的决策。再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可以直接派遣和指挥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总之，表面上共产国际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然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共产国际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掌握之中，这就造成了共产国际对联共（布）的依附关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把自己的事务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事务搅在一起，都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决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了共产国际的职能，包揽了共产国际的对华决策。 　　据此，笔者认为，相对于苏联政府来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对华政策的实际决策者；相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大。所以，应该以“联共（布）”取代“苏联”，并将其放在“共产国际”之前，从而形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样一个新的命题。 　　或许有人会提出，将“联共（布）”置于“共产国际”之前，是否有悖于组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