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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企业主环保生死劫 　　 　　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与人类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形成的鲜明反差，野生动物价格的不断上扬，高额利润促成更加疯狂的非法贸易。根据国际刑警组织估算，每年全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量高达100亿至200亿美元。曾经一位犯罪学专家称：“野生动物走私，已成为继军火、毒品之后的第三大走私贸易。” 现在野生动物走私已经列居第二位。 　　 　　2009年 3月5日到3月13日，阿谈每天都很认真地听完关于两会的报道，几年来，他从未间断。他说，不关心政策的商人是拣不到政策好处的。今年两会上，环保被提到了老百姓最关心问题的第一位。阿谈撇撇嘴说：“谁给我掏钱搞环保？我的钱都搞了环保，厂子里那百十张嘴谁给饭吃？” 　　阿谈是宁夏石嘴山河滨工业园区的一个小企业主，有一个年产规模不足20万吨的小水泥厂。与很多开厂子的当地人不同，他来自江苏，早在20年前，他就在家乡办过小造纸厂。小厂子投资少，资金周转得快，生意还不错。从1988年到1994年，淮河流域多次发生大规模污染事故，黑水横流、泡沫翻滚。1994年，国务院召开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现场会，开始了综合整治淮河水环境的工程。阿谈的厂子越做越艰难。随着西部大开发号角的吹响，他又看到了希望。 　　 　　重整旗鼓 　　 　　2001年，经过招兵买马，委托财务公司造假注册资金，阿谈在河滨工业园区竖起了自己水泥厂的烟囱。由于资金有限，精明的阿谈上了低成本的立窑工艺，对生产“无用”的收尘设备、噪音隔音设备……能省的都省了。 　　2000年前后，像河滨工业园区这样以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为主要引进对象的园区在黄河两岸相继建立，这些工厂将冒着热气的混浊废水直接排进黄河，废渣倒入草原，高高的烟囱上跳动着明火，浓烟遮蔽了天空。 　　宁夏石嘴山园林林场职工田富岭的果园每年都要靠黄河水来灌溉。“现在我们的果树每年都成片地死去。”他说，他承包的果树在四年之内死了60来株。空气污染使当地的西红柿、茄子等瓜果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也销售不出去。 　　以前，周边深处沙漠和草原边缘的村庄，与绝症没有什么联系。从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症等疾病死去。“如今我们大都患有呼吸道疾病。”村民望着那些正在开工的工厂摇了摇头说，“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 　　2006年，民间环保人士马军率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推出了他的“中国水污染地图”；2007年，他又推出“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如今水污染地图存活三年了。这三年里，马军发现他频繁地在与两类人打交道：一类人，是外企负责公关的经理甚至是整个公司的“经理”；另一类人，是中国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据说有一个政府的官员很有趣，他要求马军把“污染地图”上的信息删除掉，因为不删除的话会“影响社会稳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环资委有关人员说，宁夏地处西北落后地区，为了能够留住一些企业，地方不敢设高门槛。石嘴山市曾强制要求一些污染企业上环保设施，结果一些企业去了其他省，石嘴山市ＧＤＰ增速明显下降。 　　其实，一些外来企业也正摸准了地方工业园区招商的“脉”，对应当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推诿塞责。环保局工作人员到一家企业征收排污费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横眉立目：“我们是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交什么排污费！” 　　 　　与国家坚定的节能减排决心相比，一些工业园区死抱黑色ＧＤＰ，一项项节能减排令在当地企业、政府的软执行下变成了纸上谈兵，工业园区成污染园区。 　　躲在招商引资这把大伞底下，阿谈的水泥厂也痛痛快快地响着机器的轰鸣声，烟囱上冒起黄的白的浓烟。阿谈觉得自己还算一个不错的小企业主，他的水泥厂没发生过喷窑，没有工人掉到水泥库里。至于耗能、污染就更怪不到自己的头上：“能源我不用别人也会用，我的水泥厂除了多排点二氧化碳，也没什么污染产生啦。二氧化碳还能毒死人吗！” 　　 　　粮草不足 　　 　　目前人为原因产生的温室气体5％都来自水泥生产。其中一半来自石灰除碳过程，40％来自相关的燃料消耗。在中国，多数企业对于气候变化与自身业务的关系还没有明晰的概念，也没有投入足够时间来研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和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更多企业还在考虑环保成本投入和经济产出的比例。而全世界第一大水泥生产商拉法基集团，在2005年就将14％的研发费用于对二氧化碳减排新方法的研究。 　　郭奔驰是全球环境研究所（GEI）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官员，2008年他加入建立本土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项目，力求通过开发能效金融项目，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 　　2005年，GEI开始对市场60多家水泥厂调研，打算上马国内水泥行业余热发电项目――用水泥厂废弃的余热发电，再以低于国家电价卖给工厂。本来这是一个既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