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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大学课堂搬到中国来美国教授 　　认识唐文方很久了，每次采访都是在他回国的间隙，其实说采访言重了，大多叫谈话，俗称聊天，场所都是同学聚会，或在饭店，或在茶楼。最近一次是在他家客厅，他拿出一本书，是他那些美国学生写的在中国的感受，于是我知道了他来来回回跑北京的缘由，不禁对这个总是一身休闲打扮的美国教授刮目相看。 　　 　　唐文方1982年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当年曾和林毅夫同读一个学校、同住一间宿舍、在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两人都是勤奋好学且思想活跃者，不同的是林学经济唐学政治。林毅夫后来在经济界一举成名，现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唐的经历看似不如他辉煌，但也不拘一格，在业内颇有建树。 　　唐文方自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即被美国匹兹堡大学聘任，不久，入座政治系终身教授的位子。近年回国，递来的名片上更添了“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孔子学院院长唐文方博士”的名衔。他创造了一套“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去”、“让美国大学生到中国来留学”的教学理念及其“匹大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历经10年而不衰，成为匹大学生争相宠爱的香饽饽。 　　问及这套教学理念产生的缘由，唐文方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事实了解太少，而偏见和误会却很多，特别是美国社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满脑子“冷战思维”。唐文方在美国曾经发表过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试图把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介绍给美国人。但他认为，他不仅是学者，还是教师，应当从教育学生做起，年轻人更能代表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未来。于是，他产生了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来的想法。他笑着说，其实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私奉献，中美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他们这些海外华人的切身利益。 　　他讲述的“搬课堂”过程一波三折颇有传奇色彩，我们的系主任欧文教授是一位有着英国血统和绅士风度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和蔼但不可亲。由于他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 　　“几天以后，欧文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学校没有同意你把课堂搬到中国的设想。一为什么?’‘学校觉得你一个学期在中国的时间太长了，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我在中国仍然会做一样的工作。’我不甘心这么好的事就这样吹了。‘工作不仅是教课和研究，还有带学生和行政管理。’他说，‘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啊，现在的电子邮件、网络视频这么方便。’我还是不舍得放弃。” 　　唐够“轴”的，后来，那个系主任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够招够学生。” 　　唐说：“我决定直接找校领导。明明是件对学校和学生都有好处的事，我就不信学校不同意。我找到了一位校领导，她对我说，学校在这种事上尊重系里的意见，除非我说服系主任，否则学校没办法。最后她给了我一条起死回生的建议：暑假中组织学生短期去中国，这样学校就可以直接批。” 　　“好极了。”唐教授亲自张贴广告开始招生，他说，“按学校外国留学办公室的规定，至少要招到8名学生才可以成行。匹兹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建立于1787年，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研究，拥有三万多名学生，只招8个人，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到了报名截止日期，只有5个学生报名。“系主任欧文教授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唐有些自嘲地想。 　　度过了两天失望的日子，唐文方说：“突然有两个美国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接受他们的报名。他们没等我说话，就很认真地解释为什么错过了截止时间。我故意板着脸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可以原谅，但下不为例。一你的意思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报名?太棒了!太感谢你的宽宏大量，我们保证不再犯了。’两个学生兴奋地抱在一起。” 　　“这两个学生一走，我立即拨通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电话，恳求她不要因为只差一个学生就让这么好的计划流产。我强调这是第一次，许多学生还不知道，希望能破例让我们成行。尤卡斯博士的回答是研究研究。” 　　“放下电话，我认真琢磨，发现生源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一次中国要花几千美金，却只能得到3个学分，学生认为有点不值。于是我向课程审批委员会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3个学分改为6个学分，原因是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学习和考察的内容。当时已是圣诞前夕，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课程审批委员会要过了圣诞节才开会，我只好耐心等待。” 　　困顿之时，唐文方想起匹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斯川娜翰教授曾在一个基金会工作，说不定可以在经费上帮我一把。”唐说，“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她听到以后告诉我有一个‘佛里曼基金会’，专门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斯川娜翰教授还表示，她愿意以亚洲中心的名义出面帮忙。但警告我，钱的数量太大，不一定能批。” 　　事不宜迟，唐文方赶快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他这个“匹大在中国”教学活动的学术目的，学习和考察的具体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