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名人是是非非.docVIP

一个文化名人是是非非 　　某出版社计划出一批文化名人传记，约我写一部评介吴晗学术成就与社会活动的书稿。接受约稿后，我首先想到要去访问苏双碧。 　　苏双碧是资深史学家，又是与吴晗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读的第一部吴晗传记，就是他与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这也是我国出版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吴晗传记。苏双碧年轻时曾在吴晗领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首次提出平反吴晗冤案的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位于北京沙滩的苏双碧家中。苏双碧从《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在他家里，最醒目的就是那些高高的书橱和满满的书。 　　我们的谈话从苏双碧与吴晗相处时的点滴记忆开始，重点围绕着学术界近年来对吴晗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 　　 　　吴晗的生活与人缘 　　 　　宋：苏老师，您与吴晗共事是在什么时候？ 　　苏：是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的那些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于1960年，开始没有专职人员。吴晗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都是兼职，学会就设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时就由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们帮着做做工作，平时没有工作人员。1961年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就分配到历史学会。那时，学会就我一个专职人员。头两年就在北大住，后来学会搬到北京市委党校，我就到了市委党校，一间屋子，办公室兼宿舍。 　　宋：那时您与吴晗常有接触吗？ 　　苏：经常。他这个人事必躬亲，从来不挂虚名。历史学会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后来历史学会、哲学会、经济学会联合办公，地点在新大路六号，吴晗有时开会或者办事从这里路过，就常去看看，问问工作、生活情况。有一次，他还领着女儿小彦到办公室来过。 　　宋：从照片上看，吴晗这人穿衣很讲究，似乎还很新潮，是这样吗？ 　　苏：他穿衣确实比较讲究。开会或外出时基本上是穿西装，手里提着根文明棍，头上戴着礼帽，很像有派头的学者。 　　宋：从穿衣来看，吴晗好像经济上很宽裕。他是行政几级？他爱人有工作吗？ 　　苏：吴晗行政七级。每月300多元钱的工资。他爱人袁震的情况比较复杂。袁震很早就入了党，吴晗早期在政治上受她影响较大。但后来她脱党了。解放后北京市给她安排了个闲职，主要是帮助吴晗做点工作，每月发100多元工资。他家经济状况很普通。吴晗这个人社会兼职比较多，经常请作者、同事吃饭。当时这些都不能公家报销。袁震有病，医药费也不能全报销。他的花费比较多，经济上很紧。在三年困难时期，组织上看到他家经济困难，想给他发500块钱的困难补助，但他没有要。 　　宋：他这人在机关、在社会上人缘怎么样？ 　　苏：挺好的。吴晗为人豪爽、随和，不藏城府，待人热情，没有官架子，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 　　 　　吴晗的学术成就 　　 　　宋：吴晗的学术生涯如果以1949年为界线的话，前后大致都是不到20年的时间。您认为他的前期与后期相比，哪个更有学术成就？ 　　苏：综合来看前期学术成就更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30年代，他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考据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等；二是40年代初，他在昆明写了一批有战斗性的杂文，质量较高；三是《朱元璋传》，这本书虽然后期修改了，但基础是前期打下的。所以，到建国前夕，他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史学家了。 　　吴晗在建国后，个人学术成就虽不及前期，但在学术研究的组织与协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推动出版《国榷》，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历代舆地图》等。特别是主持编写历史小丛书，普及历史知识。当时这项工作，主要是他在那里推动。个人的学术研究，后期他主要是修改完成了学术代表作《朱元璋传》，还有就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写了《三家村札记》等一批杂文、随笔。 　　宋：我注意到您对他修改后的《朱元璋传》评价较高，认为比以前的版本要好得多。 　　苏：有些人说，吴晗的《朱元璋传》是越改越差，新版本受政治影响，学术性反倒不如旧版本。我说，那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对照新旧版本的《朱元璋传》读一读。吴晗在解放后修改的《朱元璋传》，补充了一些新资料，更正了一些史料使用上的错误，比如关于彭和尚的问题等，特别是纠正了原来指桑骂槐，借朱元璋骂蒋介石的做法。对于这些，吴晗自己在书里讲得很清楚。 　　宋：您还提到了《论海瑞》和剧本《海瑞罢官》，我们先不说“文革”开始前对它的批判，单纯从学术、艺术的角度来讲，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两部作品？ 　　苏：吴晗写《论海瑞》、《海瑞罢官》，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是一种政治热情。当时毛泽东提倡，胡乔木和他谈话，他本人热情很高。再加上马连良这些人找他。大家的政治热情都很高。他主要是考虑政治上有利，对社会有益。至于学术性和艺术性，他当时并不在意。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