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一个生命希望.docVIP

一个电话,一个生命希望 　　“叮铃铃……” 　　“您好，请问找哪位？” 　　“你好，请问是药品注册处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女性声音。 　　在药品注册处工作的我，像这样的电话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有询问新药申报程序的，有查询各种药品注册信息的……几年下来，对处理这样的电话，我已总结出一定的心得：态度从容，用语正式，语调语速适中，一是一，二是二，不拖泥带水，不带一丝感情色彩。 　　凭借多年的经验，从这位妇女迟疑的话语中，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咨询电话。 　　“您有什么事吗？” 　　“我……” 　　通过梳理咨询者语无伦次的讲述，我最终明白：她听说美国研制出一种正进行临床试验的治疗癌症的新药，希望通过药监局的官方途径买到这种药，或者能够参加临床试验。 　　然而，国际法规对新药临床试验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首先，正在做临床试验的药物绝对不允许上市销售，因此，不仅她买不到，药监局同样买不到。其次，每个阶段的临床试验对受试者的筛选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更何况这还涉及跨国问题。她求助的问题，完全超出了药监局的职能范围和工作权限。 　　我放慢语速，尽量浅显明白地将这一法规解释给她听。当她知道她的两个想法都无法实现时，泣不成声：“那我的儿子就没救了啊！” 　　“儿子？”难道是她的儿子得了癌症，她是在为儿子寻找每一个可能的治愈机会吗？已身为母亲的我，立即为她揪起了心。我曾经当过几年医生，见到过太多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深切地理解他们的绝望和痛苦。共同的母性和职业的敏感，让我不忍心就这么挂断电话，挂掉一个生命的希望。 　　于是，我继续拿着话筒，耐心等她平静下来。 　　她哽咽着告诉我，她的儿子今年不到30岁，是个公司白领，一年前患上肺小细胞癌。儿子一直在肿瘤医院接受放化疗，几个疗程下来，虽然遭了很大的罪，但肺上的阴影在缩小，似乎治愈有望。但没等他们高兴几天，医生又在儿子的右肝发现一块转移性癌肿块。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她不敢将这消息告诉儿子，只能独自饮泣，还得天天在儿子面前强颜欢笑，鼓励儿子继续??疗。同时，她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打听各种偏方，为儿子寻找生命的希望。两周前，她听朋友说起美国临床试验抗癌新药的事，马上到网上查询，却怎么也查不到销售信息。于是她想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健康重庆”建设，想到了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辗转将电话打进药品注册处办公室，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到这个电话上。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又哭了：“我的儿子没救了吗？可他还年轻，他还没结婚呢！” 　　我沉默了。十几年的医学生涯，让我对“肺小细胞癌”这个病名望而生畏，我深知这是一种不易控制、极易转移、恶性程度很高的癌症。我也知道，当今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也不会有药物能像她描述的那样可以治疗所有癌症。但是，我能将这样一个虽客观但却冷冰冰的事实告诉她么？这恐怕会毫不留情地掐灭她最后的希望。我不忍心在她已累累伤痕的心上再撒把盐，更不愿让她挂掉这个电话后陷入绝望。 　　思考再三，我字斟句酌地告诉她：“阿姨，我比您儿子大几岁，我就叫您阿姨吧。您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医疗水平日益提高，虽然我们药监局不能为您买药，更无法让您的儿子进入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但是，我可以给您一些诊疗上的建议，还可以为您推荐这方面的专家，也许会给您儿子的生命带来转机。” 　　电话里的阿姨一下子有了精神气儿，语速也快了许多：“真的吗？小同志，你快告诉我，我应该去哪儿找哪位专家咨询？” 　　我先记下阿姨的手机号，挂了电话后，立即联系重庆市各大医院。很快，我联系上了西南医院肿瘤治疗中心的一位专家。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告诉我说，他们正好有一个类似病例的成功案例，他们的方案是对原有病灶进行化疗的同时，采用抗血管生成方法进行介入治疗，最后肝转移肿块成功消失。 　　我欣喜不已，马上将这位专家的成功案例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阿姨。结束通话前，我真诚地祝福她。 　　后来，我再次打电话给那位专家，他告诉我说，这对母子已经找到了他，并已办理了住院手续。他也将很快设计出适合患者的介入治疗方案，虽然对消除患者肺部的原发病灶没有完全把握，但对消除其肝脏的转移癌块，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件事已渐渐远去，但这位母亲和她那患病的儿子，却在我心底留下一份牵挂。像这样的故事，在药品注册处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注册处四台办公电话，每年都会接到上万个来电咨询。处里五名工作人员，每个人的工作都千头万绪，但无论谁接到咨询电话，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耐心为对方解答的同时，也为电话那头的咨询者带去一份情感的慰藉。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我深知以我个人的能力和职权，无法解决每一个问题，但我可以用真诚和热情去倾听他们的诉求、了解他们的困难、慰藉他们的情感，用心、用爱去处理好每一个电话、每一份申请、每一条建议，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