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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盲人记者边缘采访 　　 　　口述：张骥良（盲） 整理：吴京华摄影：陈曦 　　 　　他从小是个弃儿，视力仅0.01，身高只有1.5米，且一只眼角向上斜，另一只眼角向下坠。也许有些人看他会觉得滑稽，可是，他却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数十次冒险“卧底”，专门揭发不法分子的非法勾当，经他采访的中外名流和演艺名星达七八百名，包括连战、董建华、王光美、邓朴方、巩俐、施瓦辛格、宋祖英…… 　　他凭借一支笔和微弱的视力，将报道视角广泛延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共发表新闻报道400余万字。40多年来，他先后在全国600余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种文章近300万字。他的名字也就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他曾接受过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湖南卫视，CCTV等大型媒体的采访。 　　他没有尚方宝剑，也没有三头六臂，就连一个正常人的视力都没有，可是，他硬是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他就是当代著名记者及作家、北京市朝阳区残联盲人协会主席张骥良。 　　 　　“我炫耀的不是自己的苦难经历，而是如何创造幸福；我炫耀的不是采访了多少名人，或与名人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是我能够以健康的心态走近名人。” 　　“有人说我是非常人，有人说我是另类人，也有人说我为了图名图利，把死都忘了，其实我就是我。” 　　张骥良还说，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路永远没有终点……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和我开的这个玩笑过于残酷了，视力接近于失明的我，自幼就迷上了写作。当我还弄不清投稿是怎么回事时，就踩着小板凳，踮起脚尖儿，把一个装着“诗”稿的信封，扔进了邮筒里。后来这首诗竟被《中国少年报》发表了。这首小诗的发表，让我在校园里得到了一个“小诗人”的桂冠。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 　　从那以后，我更加迷恋于写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便有了一个当记者的梦想。当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已经44岁了。那是我下岗后的第四个年头儿，聘任记者也好，打工记者也罢，总算当上了记者。从那时起，我便再也没有放下采访机，再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再也没有停下追寻线索，追寻题材的脚步。 　　没干记者时，我就知道记者这活儿不好干，不拿出点绝活是说不过去的。社会新闻中有关边缘人的报道不好做，不但没有红包，危险还不少。在北京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边缘人。为了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连命都豁出去了，几次的卧底采访，几次险些遭遇不测。 　　 　　卧底丐帮时，街坊把我认出来了，我硬是装不认识，躲过了一场劫难 　　 　　那是1998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是我卧底丐帮采访的第二天。嘴里喊着“行行好，给个一口半口的吧！”双脚还要不停地走着，手自然也闲不下来，一个空罐头盒里装了几个钢蹦，手不停地左右摇动着，让空罐头盒发出一些声响。从早晨至华灯初上，一直也没有闲着。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草草吃下要来的半块面包和半个馒头，要来的少半瓶矿泉水，没喝几口瓶就空了。这时，那个30多岁的“师傅”终于发话了，他让我带着两个师姐歇一会儿。这两个师姐一个五六岁，另一个八九岁，是师傅的两个女儿，是真女儿还是假女儿我还弄不清楚，反正他们管师傅叫妈。和我这个新手比起来，她们已经算老手了。一天的“工作”成绩，他们“创造”的效益，比起我来可丰富多了。我坐在崇文门地下通道的过道里半闭着眼睛，琢磨着明天用什么方式和师傅“聊天儿”。同行们陆陆续续来到了地下通道，这里约定俗成地成为了同行们休息的场所。 　　正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骥良，你怎么在这儿？”我没有抬头，便听出了问话者是我父亲的同事――我们楼下的杨阿姨。我只能硬下心来不吭声，因为昨天我刚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师傅给我讲了帮里的规矩，也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果同行们知道我是来卧底的，最好的结果也是我被打残，弄不好连命都得丢了。由于我没有抬头，也没有答声，杨阿姨是个聪明人，她知道我是干记者的，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认错人了。我听着杨阿姨的脚步渐渐远去，才抬起头来。 　　当我的文章在《家庭周末报》和《民政之声报》周末副刊发表后，报社接到了大量的来电来函，我对报社的同志们说，千万不要公布我的私宅电话和通联方式。在卧底的那四天三夜里，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我的文章发表后，公安、市容、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丐帮群落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文章见报后，北京丐帮的一个头目扬言要重金悬赏缉拿我，并扬言要挖下我的双眼。其实这位丐帮头目有所不知，我的视力与失明仅仅差0.01了。 　　 　　七八个壮汉把我紧紧围住，匕首在我眼前晃动着，情况万分危急 　　 　　西直门地铁西北出口，我被七八个虎背熊腰的壮汉紧紧地围在中间，为首的那个男子用低沉、阴冷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已经跟了你好几天了，从上个星期五你一出现，我们就注意到你了，你这儿问问，那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