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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爱多》,一场末开庭官司 　　背 景 　　 　　1999年11月，《南风窗》推出了一本20万字左右的专刊――《风雨爱多》，旨在通过记述“标王”爱多和商界奇才胡志标的风云历史，探究中国企业兴衰成败的规律和原因。该书作者孙玉红曾任《羊城晚报》中山记者站站长，由于中山是爱多的发源地和总部所在地，因此作者具有相当的条件去跟踪和研究爱多。 　　同在11月底，沉沦达半年之久的爱多再次启动。先是爱多最大的债权人之一、爱多一系列广告的策划和代理人胡刚出任蓝火科技公司总经理，并与几大债权人联手，获得爱多品牌的使用权。也就是说，胡志标的爱多品牌现在要由胡刚等人使用。如果“新爱多”启动顺利，它将在一段时间后开始向“老爱多”支付品牌使用费；接着，VCD巨头新科对“新爱多”伸出援手，昔日两大对头握手言欢。新科将从技术、零部件等方面协助爱多组装DVD。 　　在爱多重新启动的过程中，胡志标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作为顾问为“新爱多”推波助澜。 　　《风雨爱多》的问世，将昔日爱多的辉煌与暗淡尽呈于读者面前。胡志标不能不有所反应。11月初，他委托律师向广州市东山区法院起诉了《南风窗》和孙玉红，以“名誉权和肖像权受损”为由，提出索赔精神损失100万元等要求。 　　“胡志标诉《南风窗》索赔百万元”一案，原本有可能成为世纪之交传媒界与企业界的一大新闻，其炒作空间可说无限。但《南风窗》接到诉状一个星期后，胡志标委托律师提出撤诉。在这场静悄悄、未开庭就已结束的官司背后，无论《南风窗》，还是胡志标，其思考与行动方式都是耐人寻味的。 　　 　　胡志标遭逢风雨 　　 　　对于29岁的胡志标来说，1999年，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年。1月18日，他与公司副总裁、曾任他秘书的才女林莹在中山完婚。138万响的鞭炮，由18辆白色奔驰和中间一辆劳斯莱斯古董车组成的迎亲车队，118席盛宴和众多商界名人的捧场，极尽热闹与气派。当时，除了爱多内部及一些周边厂商和经销商对爱多已陷入资金困境、缺乏充足的支付能力有所了解外，社会上对爱多的评价仍是众口一词的“好功夫”。婚礼后不久，爱多的一些高??经理人纷纷出走。胡志标面临爱多成立后的最大挑战。当他终于找到了合作伙伴――中山市张家边工业集团，准备出租爱多品牌与对方联合经营，以求度过资金危机时，4月7日，爱多的另一股东陈天南授权律师在《羊城晚报》发表声明，不承认爱多下属若干公司的合法性，将股东之间的纠纷大白于世人面前。 　　爱多有三个股东，胡志标(45％)，陈天南(45％)，公司所在地东升镇益隆管理区(10％)。长期以来，公司基本上由胡志标经营管理。当爱多蒸蒸日上时，股东间相安无事。1998年，整个VCD市场进入残酷的肉搏战，爱多赢利能力不断下降，尽管依靠强烈的零售终端促销仍保住了市场份额，但促销成本过高，以至在一些地区，卖机器已经亏本了。在此情形下，爱多资金周转失灵，无力支付部分供应商的材料款、媒介广告款甚至员工工资，而爱多内部管理相对粗糙的毛病也开始显现出来，如有些部件的备料库存过高，占用上亿资金，而有些部件由于拖欠供应商款项，供应商不再供应，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顶着“标王”旗号的爱多竟装不起一台机子供应市场。 　　如果爱多能像国有企业那样不断有人输血，如果爱多能有雄厚的资金积累或战略伙伴支持，资金困难本不会引发整个企业危机，但偏偏是，胡志标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民的儿子，爱多是一个只有3年历史的私营企业，爱多的钱又都投在市场上、品牌里。几千万元的资金短缺使整个爱多运转的链条越绷越紧，难以为继，终于，陈天南失去了耐心。 　　可以想象胡志标面对众多债主和媒体追击的窘境，可以想象这对年轻夫妇新婚后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林莹又在这时怀孕了)……所有的光荣俱成往事，而时光却不会倒流。 　　1970年7月20日，胡志标生于广东中山坦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的胡志标经常睡在猪圈上层的茅草房里，受蚊蝇叮咬，与冷雨为伴。为了挣学费，夏天，他经常游过一条上百米宽的河，到对岸种草菇，草菇长好了步行几十里到东莞去卖。从少年时，胡志标就迷上了无线电，常常用卖草菇的钱买无线电零件，还竖了一根天线捣鼓。中学毕业后，他帮人修电视机，和东升人陈天南相识并成为生意伙伴。他们开过一家小厂做变压器，后来一人出资2000元办了个升达电子厂，做过游戏机、学习机，赚到第一桶金。 　　1994年，胡志标偶然认识了升达厂一个职工的老上司――新会某电子厂的刘强。从刘强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了VCD这个名字。从此，他迷上了VCD，梦想借VCD这个产品大发其财。1995年6月，已经加盟升达厂的刘强研制出首台VCD样机，这台样机和新公司的名字就是“爱多”。爱多当时所拥有的资金只有80万元。 　　1995年11月，第一台爱多VCD出厂。1996年10月，爱多巧借香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