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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谊舞是怎样解禁 　　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厘米开外。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更是大名鼎鼎。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地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的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了。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叫封资修，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那年10月，还是建国30周年，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逐渐成为惯例。青年军人王朔，也去参加了。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兴奋地描述道，无数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称之为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摄影家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流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刚刚搬到月坛公园，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T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那是1980年的中国，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称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那时候，妇女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当时，西安出了个全国闻名的跳舞案件。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在严打期间举办家庭舞会，遂被收审，案件牵涉300余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 　　经审理，公安机关认为，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与其中一个男的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主要成员，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惠黎明，也判无期徒刑。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 　　 　　穿红裙子的恶魔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年夏天，北京长安街上两个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