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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双边贸易协定发展及其风险 　　［内容提要］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东亚区域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式。这是由于东亚各国为 了实现本国特定的地缘目标而缔结双边FTA，双边FTA因其对国内政治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引 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发展迅速。然而，东亚双边FTA的发展将有可能形成FTA的轮轴模式 ，它将增加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并将产生对多边自由化的抵触，同时也会给东亚权力结构 带来风险，使东亚一体化更加举步维艰。因而，东亚各国应统合其国家利益，达成区域合作 共识，以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排除双边FTA可能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双边协定 轮轴模式 东亚一体化 权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F114#82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12－05 　　 　　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中，作为东亚一体化的总体框架――“10+3”合作举步维艰， 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却是目前东亚区域制度安排的主要发展方向。无疑，各经济体 双边的贸易合作密切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双边FTA的发展对东亚地缘政治经济产 生何种影响以及能否最终引致东亚整体的一体化进程，这是理论上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原因 　　 　　双边FTA是东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显著特点。如果从经济学逻辑出发，双边FTA理应增进福利 效应。然而，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在双边FTA中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经济收益最大的FTA也是政治可能性最小的，而收益较小的却容易达成合作。典型的例子如中国与东盟的F TA，它的福利效应低于中国与日、韩任何形式的FTA［1］。如果一项双边FTA协议给 一国仅带 来低福利，那么很难从经济效应上验证其一体化战略的理性。因此，东亚双边FTA的发展应 是各国兼顾经济贸易、国内政治、外交及国家安全等多重目标的结果。从整体上看，结合东 亚特殊的地缘环境，各国双边FTA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为实现本国特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目标，选择对象国缔结FTA。选择FTA的谈判对象和确 定其优先顺序，是一国重要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各国从缓解国内压力、实现优势互补和追 求政治经济利???等多种角度出发选择谈判对象。［2］其中，各国可以利用市场和资 本作诱饵 ，实现非经济目标。特别是大国的经济优势地位赋予了政治与外交上更多的筹码，可以更为 自由地选择合作对象。这种现象在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上得以彰显。 　　冷战后美国维持并加强了美日同盟这一东亚战略的核心支柱，同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着 手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此阻止和淡化东亚一体化的不可遏止之势。美国将东亚 FTA的缔结对象锁定于小国之上，利用双边FTA的构建对东亚国家个个击破，以拆解东亚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而这些小国在冷战时期曾经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成员，与 美国的关系良好，有利于达成协议。如美国除了已经与新加坡完成FTA的签署之外，泰国也 是其协商对象，而与韩国的相关谈判也已排入计划中。 　　日本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故其积极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然而，在欧盟东扩和 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发展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也开始组建FTA战略，并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重 要力量。日本的FTA战略与其经济大国的身份和政治大国的目标是相吻合的。在日本外务省2 002年10月制定的《日本FTA战略》中，日本将选择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定位于“同时考虑经 济外交和政治外交，既着眼于经济稳定和未来的经济关系，又考虑改善和加强政治关系、实 现区域稳定的可能性”［3］。由此，日本FTA战略的重点，是在日新自由贸易区的基 础上，以 韩国和东盟为中心，在东亚和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同时，为了牵制中国发挥在 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日本于中国与东盟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第二天，即同东盟 签署了10年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联合宣言”。这显示出日本对东亚一体化的主导作用不 甘落后、急起直追的心态。 　　中国把东亚作为重要的外交平台，在无法突破中日关系困境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了东盟作 为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这符合中国以下的外交战略目标： 第一，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年会，逐步提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对南海等领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威胁论”的不实宣传效 应。第二，推动多极化发展。为了抑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日益膨胀的单边主义，中国积极推 动多极化进程。因此，中国通过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以非对抗性方式在周边地区逐步 限制美国影响力的扩张，这避免了东盟国家因地位弱化而向美国或日本靠拢，从而逐步改变 东亚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风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