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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社会信任解构与重建 　　【摘要】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一直以来对我国信任原因的分析往往是基于现实的，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观点全面性。因此，要想改善我国的信任状况，必须从历史切入，以期能够了解影响我国信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而为我国的信任建设提供更为宏观的视野和更为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信任原因分析历史化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我国的信任模式、信任结构、信任心理都在经历剧烈的解构和重建。本文将从历史切入，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来解读我国信任模式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信任来说，我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产生又取决于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基本特性：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这对我国的信任产生了如下影响： 　　一、在农业状态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而土地无法移动只能世代相传。生产资料的静态性决定了家庭的固定性及其地位，加上小农经济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商品交换。因此，每个人一生都生活在某一固定的区域，家庭和家族成为中国人性格、文化最重要的孕育单位和平台。它是每个人生活的基本范围和基本保障，这导致中国人信任思维的整体性以及中国人信任中最重要的血缘、亲缘、关系等。 　　二、人口与土地的高度紧张，使大家具有了“生存”的紧张感，因此信任他人具有了生存风险性，特别是信任没有重复博弈机会与制度保障的他人更是如此。这使得大家在行为方式上养成了谨慎、保守的作风，不敢轻易信任他人。而没有大范围的信任，广泛而有力的合作就难以建立。这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从而导致农民对权力的依赖与恐惧，形成了大家的依附型信任。 　　三、小农经济社会的非流动性、封闭性，使得大家能够在一个小的空间内不断从事着重复博弈的行为，而重复博弈所导致互相惩罚的可能，是信任产生的重要条件。如米歇尔?鲍曼认为，由于关联群体的成员处在循环往复、持续不断及紧密的人际交往之中，因此，行为者的关系群体对于保证其成员的正直诚实品质非常重要????。在一个靠人情、礼仪行走的社会里，丧失信誉就意味着丧失参与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的机会，丧失自己进入社区活动的入场券，从而丧失其社会地位。因此，小农经济产生的熟人社会、封闭社区由于其关系的固定性、“嵌住性”使得人们一般都不会从短期的个人利益出发，而做出有损他人或集体的事，导致至少在一个小的共同体内部大家都是彼此信任的。从而产生了中国社会的“内部信任”、“关系信任”等特色。 　　宗法族制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其具有悠久而牢固的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族制。这种宗法族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当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出现时，它没有打破原始的血缘关系。因此从实质上讲，中国的原始氏族组织、家庭和国家形态合为了一体。这造就了我国社会的“家国同构”和“家庭共产主义”特点。这两大特点对我国的信任模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家国同构”。第一，由于“国”只是“家”的放大，导致了中国社会建构上的复制性和缩放性，从而产生了我国信任的边界弹性和整体性、模糊性，产生了中国信任中的“推”文化（如，信任亲人而会信任亲人的亲人，信任朋友而会信任朋友的朋友），以及通过“拉”、“做”关系来构建更为广泛信任的方式；第二，由于儒家文化对家庭、伦理的强调以及统治者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利用，使得我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不断内化，收缩进家庭、家族。人们缺少社会互动，没有社会的概念，也没有建构社会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只有“村民”、“乡民”，而没有“市民”、“公民”。这导致中国社会市民阶层缺失、中间力量发育不足，造成了人们的社会化不完整、不充分。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信任具有原始性、封闭性、内缩性的特点。 　　二、“家庭共产主义”。美国社会学家林南认为家庭资源可分为“权威”和“财产”两大类，其中日本家庭在转移权威时一同把财产转移给了同一继承者，西方家庭是在把财产转移给继承者的同时便附带转移了权威。两者虽然暗含不同，但资源转移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而中国家庭在这两项转移上却呈现出了不一致性，中国家庭的权威由长子继承，而财产则诸子平分。即一方面强调确立长子的权威，明确社会的角色定位，培养大家的集体意识，防止个人主义的蔓延对家庭、家族、国家整体架构稳定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强调财产的平均分配来确保、满足其他人的基本生活利益，防止大家对集体的背离。从而在两个方面着力实现了中国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性。但其对信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