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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30年热情是如何冷却 　　中国人接触摇滚乐。理论上说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其实直到1989年，中国人并不知道崔健唱的是摇滚乐。 　　 　　并不知道这家伙唱的是摇滚乐 　　 　　摇滚乐是一种完全外来的音乐。早在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即已在西方产生。中国人接触这种音乐，理论上说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当然，这种接触是个别人的、局部的、极小范围的。 　　史料记载最早的中国摇滚乐队是“万李马王”，从1979年起，这个松散的、不怎么正式的演奏／演唱班子开始在北京高校活动，翻唱“甲壳虫”、保罗-西蒙等中国人听起来比较柔和、优美的曲子。 　　1989年以前的中国摇滚乐，可划归为中国摇滚的“无名时代”。当时，乐手们并不知道自己玩儿的是什么玩意儿，听众们更不知道。1986年，崔健在北京首体唱出《一无所有》、《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的诞生元年。这是一个追认的结果，其实直到1989年，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家伙唱的是摇滚乐。完全由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影响，由于崔健把这张爆炸般的专辑以摇滚命名，崔健和摇滚乐开始被广泛谈论，此后，与之相关的北京民间音乐圈遂被称为“北京摇滚”。 　　与内地不同，台湾、香港一直保持着与西方流行音乐接触的机会，但有趣的是，两地在外来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是“温拿”、许冠杰、泰迪罗宾这样的流行、民谣乐种。两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罗大佑、Beyond乐队等，一直要等到1981年才出现。摇滚乐需要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大激荡、大变局，从世界范围的摇滚乐历史来看，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地区概莫能外，摇滚乐是一种思想动荡的载体。在中国，更有趣的一点是，后来，只有内地的摇滚乐风起云涌，港台地区的摇滚乐一直隐而不张。 　　形式的新鲜感是摇滚乐给中国人的第一个刺激，也始终是最大的刺激之一。自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乐一直处在一种拼命学习的状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饕餮的状态。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摇滚乐快速吞食并再现了西方50年里大部分的摇滚乐品种。 　　 　　摇滚乐：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 　　 　　一直到1994年，王朔式的小说和电视剧把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拆卸，市场经济所蓬勃出的新富裕气息将中国人的精神玩味完全架空抽离。摇滚乐的失语便开始降临了，轰动从此远离了中国摇滚。 　　这一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摇滚单独表演的一个时期，而是整个文化、各个组成部分一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同进同退的一个大时代。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们几乎是互相拥抱着翻滚在泥水里，在一场突然来临的暴风雨中，动荡喧哗骚动折腾并渐渐平息，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相互看不见。 　　这一个时期，摇滚乐是文化英雄的一部分，不止是它，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也分别有它的民族英雄，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话，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 　　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现在有的是作品，缺少的是听众。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但有的是精神。现在没什么精神，但有的是技术。那个时代涌上台去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是很可怜，很多风云人物却并没有什么才华。 　　 　　崔健打开的盒子里面是空的 　　 　　中国一直有城市，但直到80年代之后，城市才开始有了城市的意味。这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现代化、外乡青年、都市时尚纠缠错节的语境。作为重要母题，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触觉的最早表达者是“黑豹”、窦唯、张萌萌、王磊，从他们口中，冷铁般的感觉，黑梦的幻觉，患病的感受，被城市欺侮的凄凉感，陆续出现。后来，疏离、恍惚、失落、空虚、没劲儿、顾影自怜、晃来晃去、没头脑的兴高采烈，成为一大批城市乐队、歌手的表达内容。 　　经过近10年的发育，流行、时尚、娱乐终于在中国生成为一个传媒的和生活的现实。1995年之后，“零点”、韩红、臧天朔、“花儿”、汪峰、郑钧、丁薇、斯琴格日乐都在程度不同地实现着这样的转变。在万一、胡吗个率领下，也曾有过几支不出名的队伍试图在大众摇滚上闯出名声，但是却惨遭覆灭。以摇滚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它往往会被铁杆儿们视为不齿的投降，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摇滚乐失效后重回大众怀抱的有效策略。他们试图以时尚重新找到摇滚乐对大众布道的新舞台、音乐创造通向都市人群的新插头、另类文化打开社会意识的新缺口。至于它到底是与流行、娱乐和庸俗合了流，还是教育了流行、娱乐和庸俗，使之变得高尚而不肤浅，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而中国摇滚乐放弃大众呐喊、撤出对立面艺术的退却之举，其实际情形也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它因此而焕发出的别样神采甚至称得上迷人。回归／回家是1997年之后在腾格尔、许巍、乡土艺人等诸多人身上发生的艺术转变，好像是经历了动荡时世和荒唐岁月的浪子，重新回到了家乡的温馨爱抚、心灵的宁静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