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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农村应该是这样 　　农民须充分就业 　　 　　中国农民，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务农的农民，其年人均收入很难超过3000元人民币，应该不到工商业领域人均收科的四分之一。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有其背后的原因，因为务农者平均每年的劳动时间也大约不足工商业劳动者平均年劳动时间的四分之一。我的访问表明，在东部地区，一个农民的田间劳动日(8小时)可以挣到50元人民币，但一个简单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同样的时间才能挣到20元左右(北京)。同样是农民，只要想办法延长自己的有效工作日，收入就可以明显增加。 　　原来我们的农村聚集了一个半失业人口构成的群体，他们平均每户耕作着半公顷土地。这样一个人群放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富裕，都只能过穷日子。中国的农村是一群半失业者构成的社会。这个特性不变化，中国农村就不会变成一个新农村。要让中国农民富裕起来，必须是农民变成充分就业者。 　　现有农村地区的农户有2.5亿、如果这个数量变为5000万，中国农村的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那个时候，农民的人均收入将数倍于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 　　 　　农业要保持竞争性 　　 　　农业要保持一定的竞争性；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政策不是鼓励竞争，而是保护落后。我访问过一个英国农场，它5年没有赢利，也没有向国家交所得税，但政府每年都给它补贴5至6万英镑。每个农场都无破产之虞，它怎么能有成长的压力。一些国家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结果给农兼并集中造成了很大困难，长期保持小规模农业，也丢掉7农业的高效率，使食品价格居高不下。中国农,Jk,Z,-须有一定的竞争性。在市场的压力下，总应该有一些家庭农业出现亏损，不得不放弃农业，到城市去生活工作。通过竞争，留在农村的农民应该是比较热爱务农，又有务农技能的农民。这样，人们现在担心的人口流动的“逆向淘汰”问题将得以解决，就是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应该不是最差的，而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充满活力的农村的前提是充分就业的农村，每家农户平均种地该有三四公顷，一些小规模的农户同时还要适当兼业。 　??? 　　民主自治可有不同方式 　　 　　农业要有活力，还必须高度市场化，必须使农民组织充分发育。农民在市场上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商人，而在公共领域面对的是组织力量强大的政府。这里可能存在组织资源上的不对称，改变不对称的办法是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和政治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社会制度。中国已经有了一部规范村民自治的法律，叫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适应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趋势，将具有生命力。中国农村差异很大，可以有不同自治方式，但主体应该是民主自治，民主自治又可以有不同方式。近些年，我国地方政治家已经创造了不同的农村自治方式，都有自己的成效；如果离开了当地的条件，很难说这些方式孰优孰劣。对于地方政治家的创新，只要它们的创新内涵有利于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事务运作的效率，就应该给予鼓励。 　　 　　允许农村保守 　　 　　所谓“保守”，是指人们不愿意轻易放弃旧习惯的行为取向，这些习惯可以是礼仪的、宗教的，也可以是艺术的、伦理的，甚至可以是生产方式的。保守并不总是坏事，不等同于愚昧落后和不思进取。农业越是发展，农业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万能农民”就越会变为“专业农民”。农民可以对现代农业的全过程不甚了解，只要他知道一个环节，其他环节就会有服务者出来解决问题，效率也就不至于损失。未来某一天，中国真正种地的农民可能只有2000万，但为这2000万农民服务的可能有8000万人；只要有后一个8000万人保持文化上的进取，前一个2000万的保守又有什么要紧!过去我们总把“造反”与农民联系起来，以后，我们或许会把“保守”和农民联系起来。 　　对保守的宽容是一种自由社会的态度，但事实上农民可能仅仅是在生活文化方面有保守的态度，而在生产技术方面能够接受先进的东西。只要农业是开放的和竞争性的，农民大多会学习新技术，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耕地可让农户所有 　　 　　中国可以实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土地可以是国家所有，也可以是集体所有，而宅基地和耕地则可以让农户自己所有。不用害怕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就会产生一个破败的农村。我希望我们的农村也能像欧洲农村那样，到处是百年以上的农舍，而不是难经风雨的土坯房、茅草房，更不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碉堡群”。农民盖房常常伴有“圈地”的目的，而只要实行土地公有，“圈地”就必然发生。近1O年左右，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开始逐步减少，但农村户口数却开始逐步增加。人们为了获得宅基地而分家，传统的伦理关系也更快地走向瓦解。像山西的乔家大院这样的农村建筑典范，在我们现行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