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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代与国家治乱分合循环解析 　　摘要：小农经济形态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形成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在经济上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的优点。专制王朝的统治型经济是导致王朝走向治乱循环的首要因素。王朝公共产品提供的短缺是导致中国王朝危机发生的起因，也是导致中国王朝治乱循环的直接根由。公共产品短缺的直接根源却在于国家公共财政的紧张。不过导致国家公共财政紧张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社会根源却是土地的“私有”与兼并。 　　关键词：中国王朝；公共产品；公共财政；“土地私有”；土地兼并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047－08 　　自秦汉至民国，中国社会发展一直表现出王朝更替循环，国家历经治乱分合反复。文明形态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王朝循环也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 　　一、统一王朝兴起的经济基础及其利弊 　　(一)小农经济与统一专制王朝的建立 　　古代中国经济，农业自然经济居于主导，这种经济形态有社会统一与稳定的内在要求，中国统一王朝的反复形成与此种要求密不可分。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经济形态的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科技水平低下，小农生产严重受缚于自然，靠天吃饭。在脆弱的小农经济中，人民渴望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生产的保障，而地区与国家统一，却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为了经受各种社会动荡与经济因素的冲击，及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与选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统一与稳定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很快就成为国家一统的要求。小农经济决定了小农文化，小农文化又决定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文化。 　　对于中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形成，治水社会理论作了解释，魏特夫认为，古代特权文化都是治水文化，而治水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此类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之时还要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不足或不调，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维持。灌溉和治水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协作，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是大规模协作的必然要求。要有效管理??大的治水工程，必须建立遍及全国或至少覆盖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络。控制这一组织网络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专制君主由此产生。 　　(二)统一王朝的经济收益 　　大一统王朝在经济方面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的优点。 　　规模收益，表现为财税方面，统一王朝疆域广大，可使统治者在维持较低税率的前提下，仍可获取巨大的租税总收入；外部经济，主要是交易成本降低，或是不明显制度成本变为负值，这表现于度量衡、文字和车辆制式的统一，及交通的开辟和关卡的开放，这都有助于交易的进行与成本的降低。同时，对于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兴修水力，统一王朝亦能带来外部经济，因为，在分裂时期，对于涉及若干地域而难以和不可能兴修的水利工程，在统一王朝中，却可由中央政府统筹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工程绝大部分是在统一王朝时期兴建。统一的外部经济还体现在交通领域，王朝的漕运带来了水运和陆运的便利；至于一般均衡经济，是指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拥有广大的空间，只要经济趋于自由，则一般均衡远较分疆裂土之时容易达成。此外，大一统条件下的经济的一般均衡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在统一中，区域经济可以互补，各区域可按照比较利益法则相互交易。统一王朝经济上的收益，是推动中国走向统一的重要经济动因。 　　(三)统一王朝的专制与中国的治乱循环 　　秦统一中国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变，首先，西周封建制度终结，使中国政治趋于专制。从经济角度看，其实就是从竞争走向独占，在专制体制下，人民失去了封建多元体制下享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而无所选择只能逆来顺受。同时，为加强统治而建立的官僚制度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大一统专制体制使整个社会走向管制，政治一统势必导致“思想统一”，思想与言行也受到严重钳制，整个社会都须“以上为意”；最后，大一统王朝使中国经济走向统制型经济，统治者往往强行干预人民的产业选择，被秦统一后，中国逐步走向重农抑商时代。汉代，则大量落实重农抑商措施，产业竞争与经济自由受到严重干涉，西汉“七国之乱”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管制经济与诸侯“经济自由”矛盾的产物。 　　从封建制向统一王朝演变，冲击了中国经济及经济结构。 　　政治趋于专制，君主生活便走向侈糜，在财政上，表现为“家天下”的“家计财政”，非生产性“公共”开支与政府支出增加，这种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具结构性投资意义，因生产性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的国民生产乘数效应也无从谈起；君主的侈糜开支，并非来自赤字预算――政府发行公债筹集的资金，而是来自赋税徭役，这增加了人民负担，打击了生产性活动；与现代公共开支所需之物品与劳务均通过市场机制取得不同，君主侈糜开支通常通过掠夺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