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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海归”三个梦 　　题记：本文旨在梳理中国“海归”的百年历史,追忆一代代“海归”精英的强国梦想，颂扬他们的精神丰碑。这是礼赞，也是召唤―― 　　游学于他乡，创业在故土。游学赤子，与故乡的土地从来情丝依依,血脉相连。 　　 　　第一个梦：强国梦 　　 　　清末的有识之士大都感到,传统私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强国梦”促使人们打破传统思维。出国留学、寻求真理，然后回到本土，改造社会、富国强民，成为“时务”，成了有志青年的人生选择。 　　很多年以后,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起1908年的那个夏天。 　　这年的8月，蒋梦麟负笈西行、求学美国。他在自传《西潮》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道：“……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剪掉辫子，丢入大海。这一幕场景在20世纪初的大时代中，或许并不让人惊奇。它更像个隐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远赴西方求学之际，首先是在宣告自己与一些羁绊中国自强自立的文化因素的决裂。“辫子”的历史形象，若干年之后，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早已被目为“复辟”的封建遗老，被埋葬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之下。 　　短短不过几年间，古老中国土地上的观念、风俗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辫子”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细微的一端。一场被后来者命名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新是催生这些巨变的关键。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正是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的同学，他们的老师则是鼎鼎大名的约翰?杜威。这个时代，远赴海外求学问道的“留学生”们正逐渐回国，“海归”们带回了西方的技术，还有不同于旧时传统的新观念。 　　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多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归国人士。除了胡适是1910年的清华“庚款留学生”，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是20世纪初留日的学生。2003年1月30日，《科技日报》发表的前国务委员宋健的文章《百年接力留学潮》中，将清光绪以降的留学生分为十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和稍后的庚款留学生分别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 　　在宋健对中国留学历史的总结中，光绪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为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尽管人数不多，但历史依然表明，从中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物；1877年清廷派出的海军留学生是为第二代，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是日后《天演论》等西方重要文献的中国译者严复；在成就斐然的第三代、第四代留学生中，除了文化运动的主将，庚款生中还有许多大科学家，诸如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等人，未来数十年间，他们创造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中国的巨人；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1927-1937年的留学生和1938-1948年的留学生分别是第七代和第八代；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留苏、留欧学生是第九代，而“文革”以后的留学生则可以称为第十代。 　　反观这段百年留学潮，解读中国现代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关键的问题―― 　　在20世纪,特别是初期，何以如此众多的弄潮儿都有过留学背景？或者，用较“现代”的话说，何以是“海归”当道？ 　　从清末名臣张之洞的著名文章《劝学篇》中，我们今天可以窥见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了一番中国历史：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 　　接下来，张之洞把眼界收归到当下的世界。他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那是因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是20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日本被西洋威胁，他们便率领100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习政治、工商、军事，学成归国之后，受到重用，终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明显感觉到，在传统私塾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朝廷的急务。由此，张之洞得出的结论是：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张之洞在1898年的这篇政论，一言以蔽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个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