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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法历史性转型 　　在今年６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全力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成功通过，试图解决“就业难”问题的就业促进法草案亦接受了二审。这些紧紧贴近民生问题、声张民众最基本权利和愿望的立法，令底层百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种种迹象表明，关怀弱势群体、破解民生问题的社会立法正呈现全面提速之势，并启动了中国立法的一次历史性转型。 　　 　　纠正失衡的立法天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统治性思维，无形中忽略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价值取向也必然反映在立法领域，导致社会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孱弱，尤其是与高歌猛进的经济法形成了巨大反差。据统计，截止２００７年２月底，我国现行有效的２２３件法律中，经济法有５４件，占２４．２％，社会法为１３件，仅占５．８％。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下岗失业、劳资冲突、教育乱收费、看病难与看病贵、食品及药品安全、生产事故等一系列“社会病”开始显现，社会立法的缺失渐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瓶颈。 　　当时光的脚步跨过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后，不仅持续发作的“社会病”呼唤社会立法驶入快车道。客观上，大规模的社会立法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近年来，公平、正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经各种民生问题汇聚而成的社会氛围，为社会立法奠定了最坚实的观念力量和人文因素。在经济层面，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已达每年４万亿元的水平，这为社会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意味着国家有能力更多地反馈于民。更关键的是，随着“和谐社会”、“执政为民”、“民生至上”等执政理念的兴起，执政者成为社会立法最强力、最高效的主导者。去年，中共召开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旨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对社会立法作出了全面部署。 　　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下，立法必然由“追求效率”向“社会公平”转型，社会法的苏醒和勃发，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从２００２年起，对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两会”上最强大的声音，人大代表的议案、政协委员的提案等等，烙上了越来越鲜明的“民生立法色彩”。有统计表明，今年全国人代会收到的７９６件议案中，有７９４件属于法律案，其中大部分属于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社会法类，这与以往经济法类占优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加明确的信号是，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１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代会上明确指出：今年人大立法工作“要在继续完善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公布了２００７年立法计划。该计划所列举的２０件法律案中，除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以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关涉民生利益的典型社会法亦准备在今年提请审议。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份立法计划中，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与物权法等“重量级”法律一起，被称为“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这个史无前例的论断，令人倍感新奇之余，也寓示了立法战略的重大调整。 　　 　　“中国特色”的社会立法之路 　　 　　传统的社会法定位，主要包含劳动法制、社会保障法制等等。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的社会立法不仅呈井喷之势，而且集中指向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坊间因此将２００７年誉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之年”。如今，劳动合同法已成功完成了第一役，再加上前些年已经出台的劳动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我国劳动法制完成基本架构已是指日可待。 　　不过，在民生问题极为突出的现实语境下，我国的社会立法并不应该仅仅束缚于传统的疆界。有专家对社会法的定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弱势阶层的生存及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按照这一理解，除了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典型的社会法，凡是具备“社会法品格”、发挥“社会法功能”的立法，都应当从广义上纳入社会法阵营。 　　“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今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掷地有声的宣告，使得１．５亿农村孩子从此卸去了学杂费负担。而为总理的庄严承诺提供法律背景的，正是八个多月前的一次修法行动。２００６年６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等保障公民基本教育权的全新条款，使得原本偏重于“教育管理”、隶属行政法类的义务教育法开始渐渐回归国民教育福利的本位，社会法品质日益清晰起来。 　　尽管社会立法的全面崛起已成定势，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因素，却使社会立法面临着重重阻力。 　　最为典型的是，社会保障原本是一种以社会公平为己任的制度安排，但城里人与农村人、职工与干部、行业与单位的各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