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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尊严 　　紧急降落之后 　　1957年7月的一天。中国外交部信使队的赵梁、吕志清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慧星式飞机到中东地区出差,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第二天,他们换乘飞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不料,当飞机飞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时,一场意外发生了。机舱前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广播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他对乘客们说,飞机的一个引擎出了毛病,必须到附近的机场紧急降落,希望大家不要惊慌,不会有安全问题。 　　赵梁听后,忙往外一看,发现右侧的两个引擎当中,有一个果然已经停止转动。飞机只能用其余的三个好的引擎飞行,同时,机翼两头的副邮箱正往外喷洒着汽油。 　　看来,继续飞行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尽快降落。这可怎么办呢?由于飞机的故障而紧急降落,对于乘客来说,本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外交信使来说,却完全不同。外交信使随身携带的是重要的文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许多国家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有一些甚至持敌对态度。如果飞机降落在这样一个国家,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紧急磋商,二人做了分工。由赵梁负责和机长交涉,老吕则看管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机长先生,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信使。我想知道你要降落的机场在什么地方?” 　　“是宰赫兰,”机长回答说:“这是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但民用机场也可以停留。” 　　机长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赵梁的问话,赵听了以后却吃了一惊。机舱里的空气也顿时紧张起来。中国当时不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奉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等多种原因,两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作为敌对一方的信使携带重要文件,出现在它的军事基地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赵梁立即对机长说:“中国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我们外交文件的安全,我强烈要求你让飞机返回卡拉奇。” 　　机长听后,仍然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对不起,先生。飞机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飞那么长的距离。我们只能在宰赫兰降落,没有其他选择了。” 　　赵梁心里明白,飞机返回卡拉奇已确实不可能了。于是,他马上提出:“既然如此,我要求荷兰航空公司负责我们的人身安全和文件安全。荷兰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我们经常乘坐你们公司的飞机旅行,你们公司应当对我们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同时,赵梁提出,要求机长协助与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联系,告知他们的情况。 　　机长同意了赵梁提出的要求,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 　　飞机在沙特阿拉伯的宰赫兰紧急降落之后,其他旅客都已陆续下机,而两位中国信使却端坐不动,因为待在属于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可是,过了一阵子,机长却不得不请他们下机,因为飞机的故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好,只能到候机厅去等候。机长同时向他们保证,到候机厅不用办任何手续,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赵梁和老吕只好冒着风险提着文件包走下飞机。在候机厅,他们草拟了一个电报分别发给中国驻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一方面说明情况,另一方面,希望使馆接到电报后,能够将他们滞留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处境尽快报告北京,让国内通过外交途径设法保护他们和文件的安全。 　　机长一开始并不同意发电报。他说,这个航班不能按时抵达的信息已经告诉了开罗方面,没有必要再发电报了。事实上,机长是担心发出带有中国信使内容的电报,反而会引起基地美国军方的注意,惹出麻烦。但是,赵梁认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让国内知道他们的情况,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是当务之急。于是,他坚持请机长发电报。机长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通过飞机上的发报机将电报发出。 　　在候机厅又紧张地等了几个小时。在这里,每一分钟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面临美国军方的可能威胁,还可能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挑衅。沙特阿拉伯当时同中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却同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好这批重要的文件,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必须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和困难。 　　正在这时,机长出现在他们面前,说:“飞机修不好了,必须另换一架,现在正从卡拉奇再调飞机过来,估计要到明日傍晚才能到达。因此,所有的旅客必须过海关入境,到旅馆休息。” 　　赵梁对机长说:“我们是外交信使,按照《日内瓦公约》享受外交豁免权,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我们可以上旅馆,但你要保证我们的文件包和行李不受检查。否则我们将不去旅馆。”这一番话充分显示出赵梁应对突发事件的高超本领,既坚持了原则,说明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同时,又显示出灵活性,表示如果不接受检查,可以考虑去旅馆。这样,就为争取荷兰机长的帮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过了一会儿,机长再次露面。他领着两位中国信使穿过几间办公室,来到一个通往停机坪的出口,并陪他们登上一辆标有荷兰航空公司标志的面包车。当车开过沙特海关时,可以看到这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