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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效率中国保税区发展评价新视角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保税区之间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客观分析和评价保税区的发展水平与竞争潜力，对于保税区的发展、调整及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保税区中，交易效率与保税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交易效率指数越高，人均工业增加值也越高。交易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可通过提高保税区交易效率水平来促进保税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成功转型。 　　关键词：保税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效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6-0056-04 　　一、保税区发展评价研究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保税区是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间较短，因此国外学者对其研究较少，评价研究几乎空白，国内学者对保税区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功能定位、转型目标、管理体制等领域，对保税区评价的研究也较少。就目前作者所涉及的文献而言，评价研究有两种：一是对保税区本身发展评价的研究，二是保税区之间发展的对比研究。 　　刘恩专（1999）对天津保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认为保税区不仅是母城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而且是腹地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不可多得的通道和驱动器，其为区域经济带来的乘数效应远比其自身的经济绩效更重要[1]。刘恩专（2004）以波特（Michael E. Porter）竞争力理论为基础，构造了由基础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等三类因素组成的保税区竞争力评价体系，并对大连、天津港、上海外高桥、青岛和深圳福田五个有代表性的保税区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2]。陈双喜（2005）构建了中国保税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AHP）给出了各评价指数的综合权重。结论表明，保税区发展管理与保税区战略在保税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王宗军（2008）基于上海外高桥的发展现状，建立了外高桥保税区发展水平三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将模糊综合评价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集成综合评价方法[4]。刘辉群（2008）构建了由综合经济因素、对外开放因素、企??发展因素、科技创新因素以及政府管理水平因素组成的保税港区评价体系，对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做了定量评价[5]。但综上可以看出，以上评价体系均缺少对保税区制度性因素的分析与构建。 　　二、基于H-O外生禀赋优势的新兴古典模型 　　中国保税区的设立主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即通过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特殊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寻求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的比较利益。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保税区完全依赖资源禀赋和特殊政策发展的时期即将结束。保税区研究应适时选择新的理论工具指导自身的健康发展。目前，保税区转型为国际规范的自由贸易区已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并且在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过程中，保税区的制度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已成为保税区可持续发展与转型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洞见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此理论认为，由分工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形成的内生的绝对优势要比由技术、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一般。国际贸易的基础不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分工演进对经济发展或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容量，而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费用或交易效率。因此，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较低的交易费用（较高的交易效率）意味着更多的贸易、更高层次的专业化，较高的交易费用（较低的交易效率）意味着很多潜在交易或许根本不会发生，甚至自给自足。下面建立一个有H-O外生禀赋优势、存在交易成本、各国有不同交易效率的新兴古典模型，并将证明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交易效率是贸易模式演进和获取贸易所得的决定因素。 　　（一）模型设计 　　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分别记为国家1和国家2，国家i有Mi个消费者―生产者，i=1，2。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消费两种商品x，y，同时决定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模式。假设同一个国家内的个人事前都是相同的，有如下形式的效用函数： 　　Ui=（xi+kixid）?兹（yi+kiyid）1-?兹 　　这里xi，yi表示产品x和y的自给量，xid，yid表示产品x和y的市场购买量。ki（ki∈［０，１］）是交易效率系数，它表示每购买一个单位商品，买者只能收到ki，而1-ki则在交易过程中损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