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堡垒国家阴影”到“冷战必胜论”.docVIP

从“堡垒国家阴影”到“冷战必胜论” 　　提起冷战，人们很容易首先想到那些外交事件、战争危机以及冷战中的“热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外交迎研究通常都是在“国际”层面上看待冷战，视之为敌对双方在战略和政策上的斗法争胜，主要内容是领导人和宵员对对方的政策行为做出反应的、往还互动的决策活动。但是，冷战的政策和战略本身不只是面向外部事态，还有其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层面。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参与国的国内制度和结构，同时其进程和后果也受到国内制度和结构的影响。冷战不只是一种国际性事态，它还有其作为国内进程的内容。或者说，冷战不应只为“外交史”或者“国际关系史”所独占，它还是参与国本国历史不可分割的内容。这是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龙?弗雷德伯格的冷战史大书《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首先可以提醒我们注意的。 　　 　　“堡垒国家”的阴影 　　 　　弗雷德伯格提出并摆开架势要全面回答的，是外交史学家通常不注意也不擅长的大问题：美国在冷战中创建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内体制和机制来推行冷战，它们与美国对外大战略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进而对冷战的结局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自然有查尔斯?蒂利等历史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国家建设”问题，特别是军事因素对国家体制的影响，即所谓“战争塑造国家”(这里说“冷战塑造国家”更准确)的问题。但更主要地，弗雷德伯格是要在冷战已然尘埃落定之后，以一种郑重而系统的方式回应几十年前的“堡垒国家”问题――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论说，也是当年美国朝野上下政治争议的标识词汇和关键议题。 　　“堡垒国家”是二战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预言(参见《世界知识》第5期笔者的文章)。在冷战初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国际情势下，美国人是不是必须在“堡垒国家”之下生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真实而迫近的问题。政客、学者和民意领袖(特别是其中的保守派)都在议论“堡垒国家”，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都曾借用这一语汇发挥自己的主张。可以说，美国人不仅生活在对核战争的恐怖想象之中，而且他们的思虑和行动还实实在在地笼罩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人能够、或者说怎样才能既不变成一个“堡垒国家”，又战胜它的冷战对手?这是弗雷德伯格的讲述和解说的起始点，书名也由此命之。 　　 　　“战略综合体”与“权力创制” 　　 　　弗雷德伯格借用米尔沃德(Alan Miward)早先提出的“战略综合体”概念来说明他的基本认识立场。所谓“战略综合体”是指：“大战略”作为一个综合体系，其对内的方面和对外的方面、军事的方面和非军事的方面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这意味着，不仅军事战略的需要驱动经济政策，同时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和限制军事战略，也就是说军事战略必须尽可能不损害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必须尽可能地以不破坏国内经济和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为条件。在这里弗氏想要说明的是，美国冷战的“大战略”不仅包括对外的方面，而且也包括国家对国内资源实施动员、调配和利用的方式和机制；而影响和决定冷战的历史性状和胜败结局的，不仅是――甚至首先不是――一军事战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而且在于内部结构、国家特性和意识形态。 　　战争准备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要求扩张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强度――弗氏把这称为“权力创制”。“权力创制”的机制包括那些旨在提高税收和扩大征兵以获得财力和兵员，以及国家直接控制社会资源以满足军备需要的政策和制度(如建立国营军工企业)。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权力创制”的确前所未有地扩大。但是，弗氏强调指出，与其对手苏联恰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权力创制”并不仅仅是政府和军方高层自主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各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以及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妥协的过程。在具有“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竞争性民主制度的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条件会对战争动员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来自社会的制衡力量会对政府“权力创制”的冲动构成持续的抑制。这样，一个受到掣肘的、相对“虚弱”的国家只能在这些限制性因素之下制定有限的、温和的“权力创制”机制，也只能选择与这种权力创制机制相匹配的、其扩张性被大打折扣的军事战略。 　　 　　战略选择与冷战制胜之道 　　 　　弗氏队为，经过十多年的国内政治争议，美国逐渐排除了其他战略选择，列1960年代初达了一种把军事上的“灵活反应”战略与温和的、有限的“权力创制”相结合的“战略综合体”，其基本要素大体上稳定地延续到冷战终结。在“灵活反应”战略下，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均保持在有限的水平，但也发挥了美国技术先进的优势，保持了基本的战略威慑能力。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弗氏认为，“灵活反应”并非惟一可供美国选择的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几年间，美国就曾一度倾向于采取“完全战争”战略，将核军备和常规军备都维持在最高水平，而按说这才符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