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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军事现代化碰撞 　　陆权主义成为军事传统 　　 　　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区域，土地是生存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战争经济性根源绝大多数与土地有关。 　　中国国家起源的最初因素在于建立合理的大河流域的农业灌溉体系，目的是维持这一农耕区域日常生活。就外部威胁而言，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是保卫现有的耕地。由于中国外部地理环境不适合耕作，除了必要的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原政权一般没有向北面沙漠草原和西部高原实施疆土扩张的欲望。 　　中国的东部属于辽阔而呈开放性的太平洋的一段，并非类似欧洲亚非大陆板块所环绕的地中海海岸线的一段。而风帆时代的日本列岛长期处于落后和封闭状态，无法与中国形成对等而频繁的文化交流。故而长期以来，中原农耕区域既不存在依赖海上商业贸易的需要，又无来自海上的外部威胁，更无向海上扩张的动力。 　　大陆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生活并不依赖海上贸易，而着重于在内陆建立稳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为保护和维持这种经济体系，中国自然重视陆军军种，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陆权主义的军事传统。 　　 　　军事技术发明缺少动力 　　 　　与欧洲相反，市场原则没能自发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核心原则。自秦汉统一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治统一的状态下。统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中国管辖区域内不存在西方性质的“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也无武装保护陆上、海上贸易线的问题，不存在西欧社会最早的“军事――商业复合体”萌发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严重威胁，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统筹社会人力物力以应付来自北方草原的长期威胁。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个方面实施严密的控制。这样，指令性原则和指令性结构成了中国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重农抑商是市场原则没能成为中国社会主宰的另一个因素。农业社会运作的基本要求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军事和商业活动则是对这种束缚的破坏，必须严加控制。这几乎成了一种历史模式。明清两代的禁海令便是这种束缚的反映。 　　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则对“重农抑商”的中国政府管理思路给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儒家对争利性质的战争和商业精神的抨击是市场原则在中国受到压抑的重要因素。儒家虽然对商业精神抨击远不如西方基督教来得猛烈，但事实上对商业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基督教。 　　闭关自守的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会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中国封建社会极度缺乏刺激军事技术进步的动力源。只有在受到大规模入侵威胁时，中央政府才会通过指令性动员，鼓动军事技术的发明。 　　 　　追求海权的主观失误 　　 　　我们发现西方军事现代化有以下几个重要规律：一、军事现代化并非是个单纯的军事领域的转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其他诸方面而“单骑突进”，而应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是整个社会转型自然而然的一个方面；二、军事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三、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四、军事现代化伴随从陆权走向海权的过程。 　　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后同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发生激烈碰撞。历史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是跨越式而非循序渐进式的。它要跳过“商业-军事复合体”阶段，从“军事-农业复合体”直接跳向“军事-工业复合体”，国防战略上则要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转型。 　　鸦片战争既是西方海权对中国传统陆权的首次挑战，也是西方“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较量。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悟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没有认清军事现代化同社会整体现代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导致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置社会整体变革于不顾，以“单骑突进”方式进行军事现代化运作以及军兵种现代化运作，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以为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外部威胁挡在海上，就万事大吉，至于陆军现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从1871年9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现代化两翼齐飞。24年后，正是在日本陆军的高度协同下，中国北洋海军才被日军全歼的。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中国北洋舰队，并占领中国威海卫、旅顺基地。这就是畸形发展某一军兵种的恶果。 　　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中国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文明深层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源自海洋贸易经济的生存方式，因而海军军种是经济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市场开拓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