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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与公开角力 　　互联网时代，保密形势在各国空前严峻。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越来越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2009年6月22日对保守国家秘密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审议。权威人士表示，这次修改主要是因为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让保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近期，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4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拘捕。泄密造成的巨大损失又一次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与此同时，一场2。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不久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系统内称之为“保密风暴”。2008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接受了一轮拉网式排查，重点是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某些要害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至少已有22人在这次风暴中受到处理。 　　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得政府信息公开逐渐成为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基本方式。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参与讨论者提出缩小定密范围、防止滥用定密权等主张；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强调了“越开放，越要保密”的主张。 　　保密与公开在中国延续了十余年的博弈，在新形势下面临着一场全新的角力。 　　 　　秘密范围遭受质疑 　　 　　1998年，某省一农民因接受境外电台采访，被判“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所指的情报是当地的一起普通绑架撕票案。法律专家批评某些人扭曲解释了保密法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相反，某些真正的国家秘密，却被扔进垃圾堆里。9个福建渔民，长期钻在驻军和军校附近的废品堆里挑挑拣拣，仅被截获的就有数千份军事资料。据了解，近几年，废品站成为保密检查的重点。 　　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数百万份秘密文件，美国仅有10万件。保密系统流传一则笑话，说境外间谍对来自中国的情报非常头疼，因为数量惊人，且大部分无密可言，为了不错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又不得不紧盯住每一张纸片。秘密文件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有专家表示，秘密文件过多过滥，不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影响了国家保密制度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阻碍了政府走向信息公开的道路。 　　国家保密局在修法说明中提及，缩小国家秘密范围是修改方向之一，但目前对于国家秘密，草案仍维持20年来一直备受批评的笼统定义和宽泛列举。 　　国家秘密谁来认定?不服认定怎么办?长时间不解密怎么办?这些问题，草案均没给出答案。而这些恰是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亟待保密法作出配合修改的核心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国家秘密”成为很多部门拒绝公开信息的重要理由。 　　现行保密法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而框定秘密范围的7条事项，包括国家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国民经济、科技和国家安全，最后一条“其他国家秘密事项”，可涵盖各个领域。许多人认为，“利益”的解释易被扩大。 　　据悉，与宣传、推进多年的“阳光财政”相悖的是，1991年下发的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机密级事项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长期财政收支计划、年度收支计划、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又如，灾害“死亡人员总数”在2005年8月8目前确属国家秘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2003年SARS事件中，官员被撤换后的数字剧变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而关于内部规定以及内部文件、敏感信息，其界限则更为模糊。 　　某部委信息办主任告诉记者，在信息公开中，涉密文件反而容易处理，最难处理的是一些看来不适合公开的非密文件或事项，有些工作秘密未上升到国家秘密层次，但公务员法又要求公务员要保守工作秘密。让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烦恼的是，如何给申请人一个说法。 　　而有些官员，则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 　　草案一审中，有委员指出，要尽量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特别是要分清工作信息和国家秘密。有委员援引惠及几亿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被某些地方定为密件为例，说明定密之乱已经影响政策贯彻实施。 　　北大教授姜明安建议立法机构可考虑，在秘密范围难以具体确定情况下，列举财政预算等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应公开信息。 　　缩小国家秘密的另一个方面是明确定密责任。草案一审中最受委员关注的是定密责任人制度，但草案仅强调人员责任，县级以上机关单位享受定密权的规定未变。这与一些学者建议参照的美国“定密官”制度相去甚远。据了解，美国联邦政府原始定密官仅4000多人，须经总统行政命令或特别授权才有定密资格。鉴于此，有委员建议提高定密层级，主要集中在中央机关层次，而且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