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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家急需要做工作 　　采访：黄坚杜捷张励 　　整理：黄坚 　　时间：2006年9月21日 　　 　　采访前记 　　 　　吴自良，中国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0年12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冶金所第十研究室甲种分离膜研究室室主任。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到新中国，聆听总理教诲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1943年，我赴美留学。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C．S?摇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Ｒ．斯莫洛柯夫斯基（Ｒ．Ｓmoluchowshi）教授。1948年，我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取得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作研究工作。1949年，我应聘到锡腊丘斯（锡林克斯）大学材料系任副研究员，主持“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些留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1949年成立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这是由留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党员、进步学者发起成立的一个组织。他们利用一些社交活动及编辑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介绍中共建国方略、政策和新中国的情况，争取广大旅美学生、学者对国内解放战争及尔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支持，并动员更多的学有所成的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参加这个协会后，了解了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激动，一心想着要赶快结束手中的工作，尽快回国。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所学的物理冶金专业在国内是非常需要的，回国后我会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我回国的事情，与中国国防化学防备部黄部长有关，他本人也曾在英国留过学。那时候，受周恩来总理的指派，他负责留学生的回国事宜及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他十分了解我在美国的情况，并主动写信给我。信中主要谈了我回国的事宜，并建议我回国后到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来，我就凭着黄部长发来的一封通知书回国的。 　　在我回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叫我不要回中国来，但我说母亲年纪大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这样，它也就没有扣留我。于是，1950年下半年，我和其他二三十个留学生就一起坐船离开美国回国了，路上花了几个星期，12月，我们到了香港。在香港，有人接待我们，并安排大家一起坐火车到广州，进行学习、参观活动，让我们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一个月后，我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 　　我刚回国的时候，国民经济正处在三年恢复时期。因为周恩来总理要接见留学生，所以，1951年春节后不久，我便来到北京，住在永安旅馆（现在的华侨饭店，当时，国家用来专门接待归国留学生）。接着，由旅馆方面通知我们周总理接见我们的具体时间。我记得周总理那天接见我们是在上午，时间不长，地点在紫光阁。当时一起参加接见的留学生，大概也有二三十个。我记得当时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我知道都是很能做事情的，你们回来了，我们很欢迎。现在国内什么也没有，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来恢复，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别的事情，你们就少管管，希望你们好好工作。总理接见我们之后，他还请我们吃了顿午饭。然后，我便赴唐山北方交通大学任教了。 　　 　　创办图书馆，培养研究生 　　 　　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搞研究，当时我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做国家急需的研究工作，所以当了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后曾改称为冶金陶瓷研究所）有一部分是搞物理冶金研究的，跟我学的专业、跟我的研究工作比较对口，而且当时工学馆也缺这方面的人。所以，1951年下半年，我就调到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了。 　　当时，所里冶金方面的留学生就邹元?和我两个，邹元?来得比我早。来所后，我便担任了物理冶金组（后来组改室）负责人。留美学生严东生，比我晚些来所，担任窑业组负责人。所里其他的留学人员，陈炳兆、许顺生、石声泰等，都是后来才来的，并都担任了室主任的职务。陈炳兆是精密合金室主任，许顺生是X光结晶室主任，石声泰是腐蚀室主任。 　　物理冶金组开始时只有七八个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人。后来，因为每年都有大学生补充进来，人数才逐渐增多起来。但随着所里新研究室的成立，为了支持新室的工作，原来各室都分一部分人员过去，其中我们物理冶金室分出去的人最多，这样，到1960年的时候，物理冶金室大概也就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