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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是诊治“城市病”良方 　　城市，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创造了无限的发展机会，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正如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所说：“城市，因人类寻求美好生活而诞生。”城市本该让生活更美好，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一个城市美好了，才能让生活更美好，并非城市就都能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相反，伴着城市发展的脚步，很多城市出现的交通、污染、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正在影响人们原本美好的生活。让人忧心。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一点点地流失：一边面对着更优质的资源，一边却倍感享受资源之艰难：一边被城市之外的人所羡慕着，一边却承受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 　　我们将目光投向所谓的“一线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托难、就医难、高房价、找不到归属感、没有幸福感等等问题不断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表面的光鲜似乎无法掩盖人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于是，在生活问题和难题频出时，“幸福”的城市人终于发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吗”的疑问。目前，“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尽管他们也自知这城市依旧让他们喜爱，但是他们已经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了城市患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城市病”，这种病看似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症状：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增大、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城市病”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是影响公众生活和生产的种种社会、经济、心理等病态社会症状的总称，是破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造城“大跃进”之风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不均衡发展，迫使大城市越大，??口越集中，这种在唯GDP至上和一味追求形象工程的片面发展观思维指导下的城市化，正在无情地牺牲掉城市人的生活质量。对于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病”却就如同顽症一般，侵扰着人们的生活。交通和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中心区房价过高，有的人不得不到郊区买房，又由于交通拥堵，人们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在路上”，生活和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当众多车辆在路面上排车一片却寸步难行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我们的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理“三急”的忍耐、肌体运动的不协调、焦虑、暴躁。同时，机动车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生病。除此之外，人口的大量流动还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犯罪率容易上升，人们就会生活得“不放心”。“城市病”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当然，城市是一个大量不同类型的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的演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城市发展中出现一些“病”是难以避免的，“城市病”类同于人生理上的病疾，在病理上有内在和外在原因导致两种，也就是“城市病”到底是缘自自身的自内分泌失调还是添加剂过量。所谓内分泌失调，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阵痛：所谓添加剂过量，即外在不良因素导致城市肌理发生病变，出现病症。应该说，“城市病”是城市化的某种必然，没有哪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完全摆脱城市病的烦恼，可是，放眼西方世界，同样是病，那里的城市却多为内分泌失调型，很少为外力的干涉所致。有人说，我国目前出现的城市病是“内分泌失调”加“添加剂过量”。内分泌失调不算重病，可以用中药调理，如果是添加剂过量引起肌理发生病变，那可是大病了，等到病人膏肓就元可救药了。面对城市病发初期的内分泌失调，地方政府如果仍然给这些城市过度地喂食添加剂，自然使得城市病症顺利完全了从内分泌失调向添加剂过量的转型。俗话说“早发现早治疗”，既然“城市病”已经爆发，但是，决不能任其蔓延，必须寻找到解决和化解之道。一个城市必须善于不断诊断、不断治疗，只有这样的善于自我纠错的城市才能够不断变好，不断地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不怕城市病病发。就怕城市病病人膏肓，那到时一切既得成果和利益包括健康，都将有可能离我们而去。 　　那么，如何综合诊治“城市病”?能不能趁它还未病人膏肓、还有救时，给它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这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建设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的能力和水平，而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城市管理观念的更新。笔者认为，在倡导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城市发展要以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为出发点，诊治“城市病”需强化“健康城市”的理念。健康也是GDP，远古时期，健康就是不得病：近代社会，健康就是活得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