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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巨大优势 　　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连续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么，成就“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在中心任务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彻底地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设想进行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使社会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仅仅依靠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所谓“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确立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 　　 　　记者：从社会发展战略来看，新中国成立60年中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能否具体谈谈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我们党的指导路线中，“左”的路线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此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被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搞修正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贫穷和落后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富裕和生产力发达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从革命党和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和发展经济、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党。 　　第一，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我们党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我们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仍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爆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民生活幸福的考虑，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第三，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党又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决策：（1）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谐。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有着最深刻的教训。党在历史决议中诚恳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新中国成立后30年特别是“文革”所犯的一些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0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