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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亚洲之路 　　2006年12月中旬，为纪念汉学大家史华慈先生诞辰9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召开“‘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时之间，各国学术精英云集上海。杜先生受邀参加此次盛会，并接受本刊专访。 　　 　　文化网络的再造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里，你阐明了19世纪以前中国乡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乡村社会生活、地方以及中央政权的重要性，而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毁坏了这种网络，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我想，在你心里，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民间社会是有一个大的图景的，你是否可以将它放在印度和西方的背景里作一个比较的描述? 　　杜赞奇(以下简称杜)：很多人说，清帝国是个封建社会。其实，清帝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典型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有着严格等级的社会。马克思讲的封建社会是指西欧的封建社会，它有大宗主和小宗主，权力是以教会为中心组织的，每一个封建宗主都是一个权力中心。 　　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但并没有明显的社会边界，覆盖整个帝国的沟通交流系统即：权力的文化网络。比如，关帝神话，它覆盖整个帝国，无论帝王、士绅阶层，还是商人，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对于关帝神话的诠释。更关键的地方在于，不同的解释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沟通交流的网络，相互分享。在封建社会里面，政治权力分化很厉害，所以每个政治权力的辖区里面有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具有当地性，并不在整个社会里面形成流通。清帝国虽然有帝国大统，但关帝神话却在整个社会里面形成交流，虽然从上至下，但也平行地散布在整个系统当中。 　　《南》中国尝试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在多大的程度上利用了原有的文化网络．又在多大的程度对其进行了改造? 　　杜：民国时期，由于国家权力对于民间社会的渗透，当然也由于通讯设施的缺乏，村民和他们的领导之间不能直接联系，所以民国政权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品，乡村的文化网络一直处于崩溃当中。 　　1949年之后，新政权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网络，跟原来的文化网络很不一样，原来的网络是文化的，但新的网络是文化和政治掺半的。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延安时期，共产党就试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这一时期对于各种民间文化的解释很统一，文化为党的权力所限制和引导。我刚才讲，在旧的文化网络中间，同样的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的阶层中有不同的解释，这个符号因而成为一个沟通交流的“场”，比如商人可以将关帝理解成“财富之神”，但也承认他是“儒家的英雄”，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文化不允许存在这种现象。 　　现代社会是“大众动员”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众动员的程度相比更深一些――社会主义社会让老百姓遵守他的规范和纪律，也使农民能够感受到他与他的本土文化之间还是存在某种联系，虽然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是自发、自愿的。 　　《南》：新中国政权对于原有文化网络进行接收和改造的内在逻辑和目的是什么?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杜：新政权引导的农民文化目的是要产生新的认同和主体，让老百姓认识到自己是主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目标，比如大跃进等等，这样群众就能够自觉自愿地认同政府的政策，并且参与其中，产生一种自发性。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并不像从前的文化网络那样具有协商性，它能够产生积极地动员的效果，同时也比较死板，让群众必须有一种统一的思想认同感。 　　由于政府政策的要求相当高，比如大跃进，集体化等等，它们对人的要求也相当高，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久而久之，民间的文化网络被“异化”和“分离”，异化后的文化网络使得人们不再具有感情上的认同。“文化大革命”就是极端的表现。 《南》：你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杜：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文化的状况与民国时期又有了某种相似性：乡村与城市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文化网络，它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虽然两个时期在经济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换句话说，共产党所构建的革命的文化网络正在崩溃之中，但又没有新的文化出来替代，这就形成了某种真空的状态。 《南》现在大家喜欢讲“第三条道路”，恐怕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也要寻找“第三条道路”。 　　杜：我觉得一方面不应该完全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社会主义是有它的贡献的，比如现在中国农村还有一些集体主义的做法被保留下来，保持集体协商、分配、决定，这些都是可贵的。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放手民间团体的发展，并满足人们对于宗教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最好的选择，是将两种文化最好的方面结合起来。 　　《南》：可是这在实践中并不容易。 　　杜：为什么很困难?集体主义和民间文化、宗教之间有很好的结合点，相反，与它们产生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深度的商品社会让人感受到很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