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吃相.docVIP

凶恶吃相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要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哭一场。我叔叔的大女儿比我大几个月，当时都有四五岁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姐姐每人一片霉烂的薯干。而我总认为奶奶偏心，把大一点的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一抢再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一直是双泪长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儿。 　　吃完了那片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又必须吃，一边吃一边哭。究竟是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我怎么能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呢？能吃饱红薯干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还是说说当时饥饿的日子吧，平心而论，村里人都非常老实，即便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 　　老师是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嘣”地吃起来了。她也说很香。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去年我见到王大爷说这事，王大爷说：你们的屎填到炉子里呼呼地着呢。幸亏国家发了救济粮来，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们每人杏核大一块，嚼着，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两斤豆饼一气吃下去，口渴了猛喝水，豆饼发开，胃和肠子破了，孙家爷爷死了。 　　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人的肠胃薄得像纸一样，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有水肿，我们一班小孩都挺着个水罐一样的大肚子，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边也蠢蠢欲动。都特别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八大碗野菜汤。 　　后来，生活好了一点，能半年糠菜半年粮了。我叔叔又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子饼，放在缸里，我夜里起来小解，也忘不了去偷摸一块，拿到被窝里吃，香极了。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生产队的玉米田里去找一种玉米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了，撒上盐，拌蒜吃，也是鲜美无比，味道好极了。 　　后来又听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