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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景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摘要：景教作为基督教的的分支，真实面貌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唐代景教文献“出土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抓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新近出土的契机，取得景教研究的中心地位。 　　关键词：唐代；景教；景教文献；整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08-06 　　 　　一、唐代景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当下中国，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人们对于景教的了解可以说是极为缺乏的，以至于向人介绍时，往往会多费一番周折，效果还不一定理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景教流传下来的典籍数量较少，并且曾经被禁断，因而对后世中国影响甚小。 　　其实，景教是指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该教派创始于公元498年前后的波斯帝国境内，教名源于创始人――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rius）。聂氏因竭力倡导基督“二位二性”说和“玛利亚人母而非神母”说，从而使自身及教派背上了“异端”的臭名，付出了破门的代价。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一路东渐，最终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61472; 　　此后的200多年，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初步成功。从公元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200年，与祆教、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唐武宗会昌年间（845-846），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它夷教。景教与祆教、摩尼教，在会昌一役后走向式微。 　　景教是“聂斯脱利派”的中国名称，其得名来源于唐建中二年（781）景教徒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碑文有相关内容：“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此碑后来不知何因埋入地下，于明代天启三年或五年（1623或1625）在西安?土之后，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虽然景教在中国传播有过200多年的辉煌，但是在后世典籍中却一直只有零星记载，真实面貌反而很少为人所知。对唐代景教文献的研究，肇始于明代晚期景教碑出土之后，按照研究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明代天启三年或五年（1623或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至清末敦煌藏经洞景教写经P.3847发现（1908）。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由于研究对象的唯一性，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景教碑》展开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中国的奉教人士，例如李之藻、徐光启等，以及西方的传教士，例如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法国人方德望（Etiene Le Fevre,1598-1659）、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1616-1659）、葡萄牙人鲁德昭（Alvarea Semedo,1585-1656）、葡萄牙人阳玛诺（Emmanuel Diza,1574-1659），研究的中心显然在欧洲。林悟殊的《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与耿?的《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两篇论文对景教碑三百余年学术史作了详细述评。 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中国景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根据碑文内容与基督教教义进行比附以及把碑文进行英译，好向欧洲展示唐代景教的面貌。但是一些重要问题反而被忽视，例如《景教碑》出土的时间、地点、建碑的原因，都缺乏明确的记载，至今都没有定论，详见伯希和、穆尔、冯承钧、洪业、佐伯好郎、岑仲勉、周祯祥等前贤的著述。 　　第二时期，清末敦煌藏经洞景教写经P.3847发现（1908）至河南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出土（2006）。随着景教敦煌写经P.3847的发现，后来又陆续有一批景教写经面世，目前得到学界认可的有《序听弥诗所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等。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这些景教写经展开，早期陈垣、罗振玉、许地山、樊炳清等中国人参与了敦煌景教写经的刊布与研究工作。此后由于相当一部分景教写经流入日本，研究中心自然转为日本，研究人员主要是日本人羽田亨、佐伯好郎等。 　　第三时期，河南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出土（2006）至今。经幢出土以后，国内专家张乃翥、冯其庸、罗?、林悟殊相继发表相关文章，对经幢的形制、内容进行了介绍和披露，特别是把经幢所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洛阳本）与敦煌现世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敦煌本）合校，得到了目前最为完整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并且证明了“小岛文书B”《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伪经，这可谓本世纪景教研究的世界级发现之一。 到目前为止，可能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