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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向度下原典回归 　　摘要：明清之际，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儒者们普遍主张回归原初经典，重新释读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经世意旨。经由四书解释，颜元展开了与朱子的对话。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将四书解释的重心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移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希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事物”以体知先王之道，为世人开创一个即“事物”见道的人间世。 　　关键词：颜元；四书；经世；习行；事物 　　中图分类号：B24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48―05 　　晚明清初，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了定为一尊的科举取士教本，朝野读书人研习四书皆以朱注为宗。然而，“学而优则仕”的入仕心态及科举进阶竟致天下读书人耗尽毕生精力于八股繁文，无心亦无暇顾及天下国事。故国已去，新邦初建，风雨飘摇之下的学术境遇、遗民心态及悲凉世情催生了重返原始儒学的学术趋向，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在这一学术路向的转折中，回归儒家原初经典成为承续道统的关键所在。 　　其中，清儒颜元的原典意识最为强烈。他以为原始儒家的真血脉、真精神存续于圣贤语义，圣贤语义通常载存于原初的经典文本，因而他一再强调还原文本原义的迫切性。由于文本意义的无限丰富，四书经由后世儒者的训诂和注释而被赋予层出不穷的意涵与思想，四书原义亦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扑朔迷离，那么拨云见日、正本清源便显得尤为重要。因而，还原四书文本的原义，探明其中蕴含的原始儒家的经世意旨，通古达今，经世济民，成为颜元解经传道的重要治学活动，并在新的经典解释范式下完成了从朱注四书到富有经世意蕴的四书学的学术转向。这一转向仍然基于四书当中某些关键字词的考辨、训解，回溯原始儒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典章制度和观念学说等便于实现与古人对话的种种依据，重新阐发这些字词的意涵及其背后的微言大义。 　　一、格物致知：四书解释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大学》是朱子四书解释系统乃至整个理学体系的入手处①，《大学》也一向被认为最与经世相关②，所以颜元对朱注四书的匡谬纠偏亦自《大学》始。作为儒家道德工夫践履的源头，“格物致知”自然成为朱注四书的关键。朱注“格物致知”上承程颐，系于一“心”，围绕其所预设的沟通天道与人道的超验之“理”，讲究全体大用，因而训“格”为穷、尽、至，训“知”为理、天理，坚持“即物穷理”。 　　朱子所致之理是心内固有的“已知之理”，“即物穷理”不过是推进“已知之理”贯通于事事物物的内在修养工夫，只需向内省察即可穷究本心固有之理，其“内在心性”的解释路向即基于此种考量。而陆九渊训“格”为至、究，与朱注极其相似，他从“心即理”的立论出发，将“格物”转化为体认本心的简洁工夫。王阳明则训“格”为正，训“物”为意之所在，即心之所在，训“知”为良知，所谓“格物”即正心，“致知”即致良知，于一念发动处即知善恶。虽然王阳明已注意到“物”的存在，但其“致知”、“格物”说显然颠倒了次序，就实质而言，他与朱、陆一样赋予了“心”或“良知”以主观先在性，“物格而后知至”之“物”于此失缺了应有的先行地位，终致难以落实于现实生活世界而流于空疏，其内向化的致知路径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静敬涵养的为学之道，这也正是宋明儒学何以能够盛放于心性层面而于外王事功层面所获无几的内在缘由。 　　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朱注相去甚远，偏重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层面，力图解读经典包蕴的经世意涵。颜元总结过四书当中有关经济的文本：“次第在《大学》一篇，施为在《孟子》井田、王道诸篇。”③一语揭开《大学》经世济民的面向，这一经世面向的具体展现必须透过格物致知的日常实践，颜元在《戴本大学》中对“格物”、“致知”作过如下生动形象的解释，曰： 　　今之言“致知”者，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辟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须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体验一番，方知礼是如此，知礼者斯至矣。辟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辩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知乐者斯至矣。是谓“物格而后知至”。故吾断以为“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此二格字见古史及汉书。④ 　　他援引古义，解“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⑤，主张凡事须亲下手体验一番，突出了认知主体与对象之间直接的、泛感性意义下的接触；所谓“物”则是尧、舜、周、孔所倡的“三事”、“三物”，由于儒家的正统之道蕴含于古圣先贤的“物”中，所以致知体道就必须通过“手格其物”的方式。简言之，欲知礼为何物，必须亲自动手操练一番具体的礼仪方可得知，“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