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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韦伯官僚制思想 　　 摘 要：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关键词：官僚制；韦伯；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35－06 　　 　　 官僚制（又称为科层制）的术语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德#8226;格里姆写的一封信中［1］（p.1）。莫斯卡、米歇尔斯等人曾经研究过官僚制，但真正使官僚制成为学术上争论焦点的人是马克斯#8226;韦伯。 　　 一、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 　　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官僚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韦伯认为中国官僚制是建立在儒教式的、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儒家理性主义强调对传统的恭顺和对统治者的个人忠孝义务。儒家式的官僚制支配“本质上并非奠基于官员对某一即事化、非人格性之‘目的’的认同，亦非奠基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pietat）关系”［2］（p.90）。传统官僚制依靠人格性的权威和传统的威严。在选拔官员之时，考察的不是其特殊专门知识和技术技能，而是他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修养，判定他“是否是一个君子，而不在判定他是否具有专家的资格”［2］（p.162）。中国官僚制依赖的是“君子”统治，而非专家管理。韦伯还指出，虽然传统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一样都是命令,服从模式，但方式、标准是截然相反的：前者强调个人忠孝义务、人格的,特殊主义标准；后者强调事实上的官职义务、非人格的,普遍主义标准。对于韦伯而言，传统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最广范围之形式理性化上所具备的能力。”［3］（p.87）“一种囿于传统之神圣性的理性主义导引了管理行为的实质理性化。”［3］（p.79）中国传统官僚制就是囿于传统之家产官僚制，奠基于“实质理性”；而现代官僚制在去除传统魅力的基础上，奠基于“形式理性”。只有从形式理性看，传统官僚制才是非理性的，现代官僚制的根本特性才能呈现出来。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现代“祛魅”――朝向形式理性的合理化――的前提之上的，并且也成为“祛魅”的一个构成部分。只有当国家丧失了传统的伦理内涵，不再以价值实体而存在，变成了形式理性系统的时候，理性官僚制统治才成为可能。“只有排除了一切实体性国家，……而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韦伯提出的合法的、理性统治之下的最纯粹的官僚制组织才能够成立。”［4］（pp.25,26） 　　总之，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形式理性――根基上的，它的出现是以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为前提的。官僚制奠基于“可计算性”，在“存在本质”上的文化阐释是：专家取代了君子。 　　虽然西方理性主义是分析官僚制的宏观背景，但韦伯主要还是在支配（统治）类型学架构中来深入阐述的。支配结构是人类共同体行为的重要环节。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支配类型：“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与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2］（p.4）。前者的服从动机是基于物质利益和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当然还有习惯性服从），后者的服从动机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分。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支配概念的。任何支配都诉诸于合法性原则进行自我辩护，这些原则包括三种：服从于合理的规则、制度和秩序；奠基在传统的神圣性上；归依于卡里斯玛信仰。根据合法性原则，支配类型可以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当然这三种类型只是理想类型，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中。理性官僚制就是法理型支配最纯粹、最有效的一种。韦伯概括了现代官僚制所具有的一些原则：（1）各部门有依据法律或行政章程等规则而来的明确的权限；（2）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3）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或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4）职务活动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5）全职而非兼职；（6）业务执行遵照一般规则，并且规则知识是可以学习的［2］（pp.22,24）。 　　官僚化发展趋势、现代官僚制度的建立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列举了以下因素：（1）货币经济的发展；（2）行政事务之量的扩展；（3）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4）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5）行政手段的集中；（6）社会差异的齐平化。在韦伯论述中，现代官僚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剥夺”过程：韦伯将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概念替换成了“管理工具”［5］（p.264）。韦伯把马克思的剥夺工人的生产工具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