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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论疑难问题解说 中央电大文法部 韩传达编 （ 2003年10月17日） 说明：我们根据教材对一些重要的疑难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尽量以浅显的语言作浅显的表述，以供学习者参考。须要注意的是：1、同学们一定要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以本解说作参考，切不可本末倒置；2、本解说主要以教材为依据，但由于本人的理解未必尽合教材原意，有些地方为了更易于学习者理解，作了一些发挥，是否正确，也要学习者和各地方电大老师同行认真鉴别。 司马迁文论选录 　　学习提示：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史传散文家，著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司马迁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点主要表现在《史记》的一些传记和《报任安书》里。因此，要认真阅读和学习选录中的《屈原贾生列传》（节录）和《报任安史》（节录）。应注意掌握：一、司马迁的怨和直谏精神；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三、《史记》的实录精神；四、司马迁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观点的影响。本节是学习重点内容。 一、突出《离骚》怨的特点。司马迁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直谏精神，乃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进步的传统。 　　二、发愤著书说，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大抵是作家在遭到统治势力迫害后，为了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和政治主张，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的产物，即是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是在总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与发愤著书的进步文学思想相还联系，司马迁提倡并在《史记》写作中实践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不虚假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不隐讳他们的凶狠残暴的恶行，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司马迁《史记》在记录刘邦（汉高祖）、刘彻（汉武帝）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 　　四、司马迁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很在影响：1、他的怨刺和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优良传统；2、他的发愤著书说是对历史上许多进步作家真实情况的总结，也是对自身创作的真实体会，对后代爱迫害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3、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我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创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 《毛诗大序》 　　学习提示：《毛诗大序》是指汉代传习的《毛诗》前面的序言，因为每篇诗之前都有一篇序言，称《小序》，故称全书前的序言为《大序》。其作者有不同的说法，可能是汉代传习《诗经》的鲁人毛公所作。《毛诗大序》可以说是儒家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把儒家的诗教观点进行了系统化。要求除了要读懂原文外，更要掌握其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观点：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二、讽谏说。三、六义说。四、情志统一说。五、影响。一、二、三、四要认真掌握。 一、《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即认为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由此，在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和社会黑暗方面，就必须主文而谲谏，即要用委宛的文辞来表达谏劝的意思。发乎情，承认诗歌创作的感情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止乎礼义又限制了诗歌感情的抒发，明显反映了正统儒家诗教的保守性。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几乎成了儒家传统诗教规范诗歌创作的一个教条。 　　二、讽谏说是《毛诗大序》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应该有批评现实的功能和作用，平民百姓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应该说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因素。讽谏说是建立在文艺要再现现实生活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解释了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王道衰，礼义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结果在文艺上的反映。 　　三、六义说亦见于《毛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实，我们在学习文学史时已经知道，风、雅、颂是《诗经》音乐（现在也可以视作作品）的分类，赋、比、兴《诗经》作品的创作方法，把它们合成六义本无多大意义，但是，《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的时候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的典型性的特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是说诗歌创作有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四、情志统一说，《毛诗大序》强调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虽然它在情志关系上更重视志，但它正确的阐明了抒情言志的特点，情在言志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诗言志说更进一步深化了。 　　五、《毛诗大序》对后代文学思想和文艺批评有重要影响。1、发乎情，止乎礼义说、主文谲谏说和讽谏说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了，影响了后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后来过分强调诗歌创作的讽刺作用、谏劝作用，因而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创作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