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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如何看待宗教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与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可以对宗教在以往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一番梳理来说明这一问题。而在当代及未来，宗教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则是开放性的、未知的，其走向关键在于我们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因而我认为对其未来的把握是“事在人为”。 　　按当前对世界信教人数的统计，全世界约有48亿人信教，约12亿人不信教。按照我国当代有关文献的统计，如《中国宗教自由白皮书》，中国人口大约13亿，信教人口大约1亿人，也就是说剩下12亿人不信教。按这种比例，世界上不信教者几乎都聚积在中国，或者说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不信教的人是占世界人口的少数，但是中国信教者本身也只是中国人口的极少数，大约十分之一，这就与世界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如果仔细品味这一现象，则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从分析中国人的认知来看，中国人对信仰、对宗教、对迷信有着独特看法，从而形成一种存异，就是不同的方面。所谓“信仰”是指对某种超乎人可以直接把握的观念或理想的信奉、持守和追求。他所信的观念就称为信念，这种信念有超前性或超现实性的，也就是有“未知”、“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清楚“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坚信”，所以成为一种信仰。如果可以对它精确论证或者预测的话，也就不是人们常说的“信仰”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有个生动的比喻，说“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属于一种超前性。这种信仰包括政治信仰、群体或者说社团信仰、文化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等不同层面。有的领导人曾经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但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信仰还是有的。这种信仰使人形成了团契，并使其团契具有凝聚力。具体来看，政治信仰是以一种政治的理念或理想来吸引人、团结人，使信奉者为这一理念的未来实现而奋斗。与政治信仰相关的是政党的建立与发展，它要求成员对它的信念忠诚、坚贞，并准备为之奉献和牺牲自我，所以这种信仰是强调一种自我奉献。社团信仰是某一个群体的信仰，因为它的特殊性而构成了一种或者公开或者隐秘的社团组织，这种结社是强调它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并因为它与其他人不同，或与它的外在的气氛格格不入，这样形成在社会中的一块隐蔽的“飞地”，有着复杂存在或它的复杂影响。文化信仰则是相关人群或民族对它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缅怀、信守和圣化，由此就构成了文化理念，或者说称之为民族之魂。这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认同”、“文化自知”，或者说“文化自觉”。各民族的文化信仰，能够使这个民族钩深致远，继往开来，保持它的活力和发展势头。宗教信仰则包括各种宗教形式，它是以灵性吸引力来影响、把握或引导着人的精神世界，支配着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从宗教的视域来看，对绝对的信仰是宗教追寻的真正境界，它认为对相对的盲从是迷信。 　　信仰有两大特点，一是对自我信奉的东西有一种神圣感，为这种神圣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则对其他信仰有一种排斥性，排斥其他东西。只要谈到信仰，就一定要注意这两点。这样它就成为跨文化、跨信仰对话沟通中的一大难题。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信仰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宗教与迷信没有太大的区别。前年我去中央党校中青班跟很多学员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辩论，强调宗教就是迷信，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想起了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指责宗教“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著名民族、宗教问题专家牙含章先生也坚持认为，“凡是宗教，当然都是迷信，但并不是所有的迷信都是宗教”。这种认识今天仍然在我们许多同志的潜意识中存在着，许多人认为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是相排斥的，二者在思想观念上不可能走到一起来。但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认为政治信仰跟宗教信仰是可以相互补充、相辅共在的，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更有人强调中国人应该是以其文化信仰来取代宗教信仰的，因此中国人虽有普遍的信仰情怀，却没有普遍的宗教追求。这就是关于中国人宗教性的认识。 　　谈到中国人的宗教性问题，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关系不大。梁启超就曾经宣称“吾国有特异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梁漱溟先生也指出中华民族乃世界上惟一对宗教兴趣不大的民族，是一个“非宗教的民族”。他们认为宗教是“贵信”，故而低于“贵疑”的哲学，因为一怀疑人就会思考，一信人就无所事事了。在20世纪初蔡元培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在这些学者眼里，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也不是宗教，因为儒教要远远高于宗教的境界。非常有趣的是，在明清“中国礼仪之争”时，是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率先提出“儒教非宗教”的说法，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因为在利玛窦看来，儒教是要低于宗教的，他的宗教标准是天主教信仰，他认为儒教不能跟天主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