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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汉朝法律制度 一、法律指导思想 二、立法活动 三、法律形式 四、法律内容 一、法律指导思想 1、“约法省刑”(汉初) “自天子不能具醇(纯)驷,而将相或坐牛车”(《史记》) 2、“德主刑辅”、三纲五常(汉武帝以后) 二、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 2、汉律60篇 (1)《九章律》。随着形势的发展,约法三章的简单内容显然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统治需要。于是,西汉政权正式建立后,相国萧何等人便首先制定了《九章律》。其篇目内容,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直接承袭秦律,新增《兴》、《厩》、《户》三篇而成的。因此,它作为一部以刑为主的综合性法典,是汉律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核心部分。 (2)《傍章律》 。汉初,秦朝仪法已废,新的礼仪法度尚未确立,朝廷秩序杂乱无章。每逢朝会,“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十分厌恶,却又无可奈何。博士官叔孙通征得同意,依据先秦古礼及秦仪,主持制定朝廷礼仪,附于《九章律》之后,由高祖正式颁行,此即《傍章律》十八篇。与《九章律》以刑为主、重在罚罪的内容不同,《傍章律》十八篇的内容则是朝觐、宗庙、君臣、贵贱等礼仪法度与等级秩序方面的法律规定。 (3)《越宫律》与《朝律》。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专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张汤、赵禹分别主持制定的《越宫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前者是关于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后者是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 以上汉律六十篇,分别是各方面的专门法规。其中《九章律》作为最基本的刑事法典,系最主要的核心和主干;其他三部法规,则均为《九章律》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汉律的主体和基础。 3、其他法律:《酎金律》、《左官律》、《推恩令》、《阿党附益法》、《沈命法》等。 4、 文景刑制改革 (1)文帝时期 导火索:缇萦上书。 内容:凡应处黥刑者,改为髡钳城旦舂;应处劓刑者,改为笞三百;应斩左趾者,改为笞五百;应斩右趾者,改为弃市。 (2)景帝时期。针对文帝时期废除肉刑的改革带来的弊端,景帝时期再度进行笞刑改革。其一,减少笞数。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颁令,将笞五百与笞三百,分别减为笞三百和笞二百。十二年后,即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景帝再度减为笞二百与笞一百。其二,颁定《箠令》。为进一步改革笞刑,景帝中六年还正式颁定《箠令》,明确规定: 即笞杖长五尺,宽一寸,末端厚半寸,以竹板制成,须削平竹节;笞打部位限于臀部,中间不准更换行刑人,进一步减轻了法定笞刑。 三、法律形式 律--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相对稳定、较为系统的法律形式 。 令--皇帝发布的政令,是律的重要补充和主要渊源,具有较大的针对性、灵活性与随意性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汉书·杜周传 》)在君主专制集权的汉朝,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法律效力。它不仅可以补充律的内容,而且可以更改、代替或取消律的规定,作为判案断狱、定罪量刑及规范各种行为的法律依据。 科 -- 律以外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种单行禁条,也称“事条”、“法条”。 比--即比照援引具有法律效力的典型判例或断案成例。这种判例,云梦秦简称为“廷行事”,汉朝则称“决事比”。 四、法律内容 (一)刑事法律 1、刑法原则 (1)刑事责任。汉代一改秦代以身高来确定刑责任能力的做法,以实际年龄为来准,但不同时期年龄区间不同。 (2)上请。随着法律制度的开始儒家化,汉朝一反法家“刑无等级”的法治传统,将西周时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特权正式法律化,确立了上请的刑罚原则。所谓上请,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审理,须奏请皇帝,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刑罚的适用或减免。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 是汉朝实行上请原则之始。其后,上请对象的范围逐步扩大。 (3)亲亲得相首匿。即法律允许某些亲属之间互相首谋藏匿或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刑罚原则,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儒家视“父为子隐”为“仁”,“子为父隐”为“孝”。汉朝统治者标榜“以仁孝治天下”,遂将这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正式赋予其法律效力。 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即明令规定:子匿父母,妻匿丈夫,孙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匿子,丈夫匿妻,祖父母匿孙,即使是殊死重罪,也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根据这一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罪可上请减免刑罚,其他罪则不负刑事责任。 (4)恤刑。在运用法律进行专政镇压的同时,汉朝统治者也以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为指导,标榜“以仁孝治天下”,确立了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恤刑原则。在运用法律进行专政镇压的同时,汉朝统治者也以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为指导,标榜“以仁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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