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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鉴赏——近代上篇 杨锁强 副教授 白蕉（1907-1969） 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名换姓为白蕉。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少时就有书名于乡里。白蕉自己说是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其实，他还治印，只是难得为人奏刀。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但白蕉最为人称誉的，还是他那一笔秀逸的行书，他的行书主要学“二王”一路，功底深厚，格调高雅。40年代，他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名噪一时，行家也颇推重。有人评论说，他写的王字为当今第一。细看他的行草书，觉得这话并非过誉。白蕉的行草书，深得二王精髓。沈尹默、邓散木、马公寓、潘伯鹰诸家也都写王字，但较之于他们，白蕉的字更富英锐之气；流转畅适，又能收得住，丝毫没有浮滑薄俗之感。有些行书，还有王珣《伯远帖》的明显影响，十分可爱。 　 《行书联》 行书扇面 行书扇面 行书七言联 行书七言联 131×32厘米 来源于上海崇源·200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钱笔柔翰—名家书法篆刻专场 草书手卷 陈衡恪（1876-1923） 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陈三立长子。近代著名画家。 ??? 衡恪五岁，生母病卒，由祖母抚养。幼时颇得良好家教，六岁，随祖母游杭州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便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在轿板上画起来，回家即索笔砚、开始自学绘画。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与短章断句。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十九岁，随祖父至湖北，与范孝嫦结婚。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及楷书，又从岳父范肯堂学行书。他聪颖灵机，刻苦好学，在这些名师指导下，艺事日进，曾为妻兄作绢本丸扇“桃花竹笋图”，设色鲜丽，初露绘画才华。 陈衡恪（1876-1923）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其祖父宝箴、父三立作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被革职。通过这一系列变故，使他们清醒过来，不再让儿孙参加科举考试，而要让他们进新式学堂，学习科学技术，掌握一门立身本领。衡恪遵照长辈要求，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以学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皆为自然科学。在校与鲁迅等同学，结下友谊，以后交往频繁。光绪二十八年由江南督练公署派遣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虽然学习自然科学，但其心却在艺术。这时，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往来的还有张棣生、江翔云、黎伯、颜仲苏等，这些人能文能诗，唱和往来，对衡恪的文艺修养很有帮助。毕业后，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光绪三十年，与李淑同（即弘一法师）相识，李在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在书法、篆刻、国画、诗词等方面很有造诣，两人一见如故，频频交往。 陈衡恪（1876-1923） ?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陈衡恪在日本东京师范毕业，返回祖国。二年，任教江苏南通师范大学，讲授博物学，寓居通名道观。钦佩画家吴昌硕的书、画、刻印，遂拜其为师。不指在艺术向其请教，而且对其人品也极为敬仰。吴昌硕能严于律已，听取不同意见，不护己短，胸襟豁达，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衡恪在题画寄怀吴昌硕亦有云：“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衡恪因直接继承了老师的优点。为人正直谦虚，处事全面合理，得到金石书画界的好评。这年，他为鲁迅翻译的《城外小说集》及《会稽郡故事杂集》题写封面，还多次为鲁迅刻“俟堂”、“会稽周氏”等印章，鲁迅视为珍品。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曾选入衡恪作品多幅，并在序中给予极高评价。 陈衡恪（1876-1923） 1913年2月，应张謇之邀，至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同年秋，又应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从事图书编纂工作。他工作兢兢业业，不追逐名利，不分寒暑，徒步上班、颇得其父赞许。1915年2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手工图画科，他受聘为国画教师，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博物教员。同年秋，寓居槐堂，因以为号。这年，作《北京风俗人物画》十七页，用速与漫画的形式，画出那些不为人画的劳动人民。这种风俗画，或描写劳动大众的日常生活，或揭露现实社会黑暗，如《墙有耳》一画，以茶馆为背景，厅内正面赫现“闲谈莫论国事”几个大字，当厅外墙边有人耳贴墙壁，探听厅内饮茶者的言谈，深刻讽刺了当时军阀统治镇压舆论的用心，被称为中国最早期的漫画。 ??? 1917年，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卖字、刻印，陈衡恪看见齐刻的印章渊源有自，便往齐寄住的法源寺访问，晤谈十分投机，即成莫逆之交。齐亦闻衡恪之名，携借山图卷请其鉴定。 陈衡恪（1876-1923） 1918年春，陈衡恪到北京大学作一次绘画演讲，使满堂听者叹服，倾刻之间，报名画法研者究七十多人，校长蔡元培乃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约请衡恪任中国画导师，并于二月四日即复函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