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遇到“成长的烦恼”.docVIP

浙江经济遇到“成长的烦恼” 带着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惯性，以及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所迸发的能量，进入新世纪后，浙江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的态势。然而，“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能源、土地、人才、水……经济发展必需的多种重要生产要素捉襟见肘。 短腿曾被辉煌掩盖 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9200亿元，年均增长13%；经济总量一举步入全国四强；城镇和农民人均收入位居各省区之首。众所周知，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而获得持续20余年的迅猛发展，主要利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浙江计划经济的链条相对薄弱，给了浙江人率先突破原有体制的机遇。而当大批农民带着朦胧的商品经济意识投身工商业时，恰遇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体制嬗变过程中迸发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力，因而也掩盖了诸多的先天不足。 20余年的风光之后，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浙江经济面临的形势发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一个“先发优势”，已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 “成长的烦恼”成致命伤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重要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首先是土地问题”，徐纪平说，如果充分满足企业的土地需求，眼下就要触及基本农田保护这条“高压线”。近年，绍兴已不得不在海岸转垦100平方公里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近两年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已超过1.7。浙江如今已陷入“路灯亮一半，工厂轮班开”的。去年非典疫情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的影响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浙江为数不少的私营企业，面临着“虎父犬子”的。当第一代创业者年龄渐长已到退出极限时，第二代高管却后继无人。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总体处于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 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还面临严重的“水荒”威胁，水质性缺水使不少地方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保证生产用水。慈溪、玉环等城市，去年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家庭异地大批购买瓶装水，以补充生活用水不足。 政府再次面临考验 重要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真金白银”，是不可逾越的栅栏。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市场；但在总体资源十分紧张时，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政府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面对“能源荒”，浙江新一届省政府提出要确保“三个千万”，即确保1000万竿瓦电力装机建成投产，确保1000万千瓦电源项目形开工建设，确保1000万千瓦储备电源项目的前期工作。按照这一目标，浙江发电用煤将在去年260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 为确保煤炭供应，省长吕祖善去年底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的经理，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谋煤”。通过充分磋商，分别与大同煤矿、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从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届时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专家指出，这咱政府推动、企业签署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中长期买卖合同，探索了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新思路。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财金处处长陈广胜说，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细分就越具体，不同区域间的互补性就越强。重要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关键是建立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这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 “资源小省”是浙江的客观现实。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的时代已经到来。 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沙子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提出，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企业开发，把产出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在浙江，从上世纪开始，大量企业受重要生产要素缺位的制约，纷纷外迁。开始，不少地方领导十分忧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