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矛盾观点理性看待“强县扩权”.docVIP

用矛盾观点理性看待“强县扩权” 摘要：本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范畴来分析强县扩权地市发展和县市发展矛盾两个对立面有机、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强县扩权的提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催生出的调和地市和县市矛盾的产物。地市和县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减少中间层次管理环节，逐步减少地市的管理权限，虚化地市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学期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对矛盾这个哲学范畴的理论有了些自己的认识，以下利用矛盾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分析简要谈谈对“强县扩权”这一现象的理解。 “强县扩权”这四个字近来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标题、报纸头版头条上，它的提出是基于近年来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而言的，给这些县市在行政上更多的发展权利，如对某些经济事物的管理权、审批权等，使其发展速度更快，活力更强，通俗点讲，就是去掉束缚它们身上的绳索，给他们“松绑”，除掉阻碍它们前进的荆棘，给他们开路，让它们跑得更快，争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正如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一样，它的提出和实施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波浪，引起了县市的上级——地极市的强烈不满和恐慌这得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说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为了加快城市的发展，提高城市化的进程，鼓励那些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地区建市，于是兴起撤地建市，撤县建市之风，一大批地级市、县级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当时只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合并的，有的撤地建市并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有的地极市本身经济实力又不强，却管几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地市级和县市级名义上是“代管”关系，实际上变成了“管辖”关系，且不说这是否违背宪法上规定的“省——县——乡”三级管理体系，单就合并本身而言，就给地市与县市发展的矛盾埋下了伏笔。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由于行政体制上的矛盾越演越烈，这是由于矛盾双方互相分离，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克服的斗争性决定的，地市为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既得利益，不断排挤、打压它所管的县市，将国家、省拨款和确定的投资项目优先安排在自己的辖区内，县市级申请的项目必须层层上报要经过层层审批不说这种行政办事效率是如何的低下，单就审批体制本身而言，是不尽合理的，有些项目就有可能过不了地市级这一关使得县市错失发展良机，譬如有的地市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国家安排给县市的项目强行要过来安排在自己的工业园区内，而这些园区本身并不适合安排这些项目的，还有的地市借改区之际“吃掉”县市的经济强镇，挤压县市的发展空间，我就有所担心，随着宜昌城市东拓的推进，毗邻宜昌的宜都市产橘大乡红花套镇是否会被宜昌吞并的可能。更有甚者的是，有的地级市为了解决自己辖区的财政周转危机竟然利用自己的职权强行挤占国家、省拨给县市的专项拨款。这样的事屡见不鲜，造成市县两级严重对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矛盾特别突出。 地市发展和县市发展这两个矛盾对立面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体现对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有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性质和互相转化的趋势，这种条件就是使行政的管理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强县扩权的提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催生出的调和地市和县市矛盾的产物。事实上，早在1997年，浙江省就对义乌、萧山等经济强县（市）进行行政审批，经济事物管理等众多权限进行下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浙江省进入全国百强县的个数是全国最多的，而湖北省也于前年学习浙江经验，对大冶、当阳、汉川等发展速度较快的二十个县（市）进行扩权。两年以来，这些扩权县市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发展速度比普通的县市平均快4个百分点，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庆幸的是，我的家乡宜都市也位列扩权县市之中，这三年来发展势头一直不错，财政收入年年攀升，去年财政收入达3.64亿元,比前年增长9000多万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省64个县市榜首，枯燥的数字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这些都是强县扩权给宜都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的写照。回想起四年前,沿江铁路宜万段东线接线处的选址由于宜昌从中作梗而使选址从宜都枝城改为宜昌花艳而使宜都错失成为铁路枢纽的良机懊恼不已,现在实施强县扩权后我们和宜昌在经济上地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以后上项目,只要上报省审批就可以了,无须再经过宜昌这一关,减少了审批的中间环节,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故强县扩权对县市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正如我们所知，事物的发展是复杂多变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其中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服从地位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前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