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佐领抬旗现象论析.docVIP

清代抬旗现象论析 ——以佐领抬旗为中心的考察 孙静 （大连民族学院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抬旗是清代满洲统治者酬答旗人的一种恩赏行为。八旗内部旗人之间的上下、亲疏之别是抬旗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旗分佐领的升转变化不拘定限，形式多样，但上承恩眷的旗人在八旗内部的流动掩盖不住其被清廷置于更加严密控制之下的事实。从根本上说，抬旗不过是满洲统治者藉以维护自身地位与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它深深地烙上了满洲居于主导地位的清政权统治的鲜明印迹。 关键词：清代 八旗佐领 抬旗 八旗是清代最具民族统治特色的社会组织，它是满洲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根基。因此，清历代统治者都不断维护并完善八旗建制，使之发展成为体制严密、等级分明的组织形式。抬旗则为八旗辖制下的旗人升转提供了一种方式。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八旗组织而言，有清一代享受到抬旗殊荣的旗人屈指可数。抬旗是令地位低下的旗人企及和羡慕的。但是，在抬旗问题上，清代未能形成有章可循的完备定例，封建帝王恩赏旗人偶尔行之的抬旗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旗人自下而上升转的一种特殊制度。特别是被抬旗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他们一般都会极力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因此，清代官修史书有关抬旗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互有歧义，从而导致后人对抬旗缺乏清晰完整的认识。作为清代特有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杜家骥先生曾对“抬旗”多有研究，在《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等论著中，他主要梳理了抬旗的不同形式，揭示了旗人内部的等级差别，探讨了旗内各色成员间的政治关系。不过，现有研究对佐领的抬旗现象尚未有专门探讨。《钦定八旗通志》是乾隆帝敕令编修的一部以八旗为专门内容的志书。其中，旗分志是四库阁臣对旗分佐领编设源流及发展变化等具体情况的记录，在研究八旗佐领升转变化这个问题上，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主要以《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为考察依据，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和参稽各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拟对清代抬旗的背景，旗分佐领抬旗的形式、原因及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丰富并推动清代抬旗及八旗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清朝入关后，君主专制逐步取代“八固山王共理国政”而成为清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孟森说：“太宗（皇太极）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秉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其实，旗主与皇权较量的结果在顺治时期已初见端倪。顺治初年，正白旗主多尔衮以摄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独断专行，俨然太上皇。他死后两个月，顺治帝遂以“阴谋篡弑”的罪名，“籍其家，诛杀其党羽”，“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甚至掘墓鞭尸。其后顺治帝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己有，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上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高贵，人多势众，是八旗的核心。其余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旗为“下五旗”，由宗室王公领辖。自此，八旗内部开始严格上、下之分。另外，八旗中的每色旗下又包括以满洲、蒙古、汉军名称冠之的三个旗。对于满、蒙、汉之间的等第区别，满洲统治者并不隐讳，雍正帝曾明言：“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满洲人与蒙古人、汉人相比，拥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择用权。乾隆帝在赦撰的《清朝文献通考》中亦明言：“我朝封爵之制，亲亲而外，次及勋臣，所以隆报功之典，广世禄之恩也。兹所纪载首满洲，次蒙古，又次汉军。”可以说，在清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八旗内部各色人员之间的上下与亲疏之别亦得以不断强化，其结果自是身份有别的旗人之间形成了清晰可鉴乃至不可逾越的界限，八旗本身具有的这种级差性的组织结构正是抬旗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抬旗最早发生在顺治八年，是年九月初七日，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趁顺治皇帝亲政之际，自请“准臣入镶黄旗乌金绰哈固山牛录下”，被准“听从其便”，遂归入镶黄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三佐领。其子士铭、孙奕沔及玄孙德标都曾经担任佐领。洪承畴降清之初，应编在内务府镶黄旗下，顺治八年之后方被抬入八旗汉军。清代的内府旗人内务府三旗的成员。内务府三旗即从皇帝亲自统帅的镶黄、正黄、正白等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满语booi，汉译“家人”之意挑选组成。内府三旗最早设于入关之初，顺治元年有九个内府佐领(满洲佐领)、十二个旗鼓佐领(系由包衣尼堪即家奴汉人所编成)一个高丽(朝鲜)佐领，下设满洲佐领护军校，旗鼓佐领内管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