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中城市女性形象和农村女性形象比较.docxVIP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女性形象与农村女性形象的比较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以瑞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农村女性，她们都具有而且必须具有这些品性。她们温文尔雅，贤淑端庄，忍耐宽容，克己节欲，或成为闺中女儿的楷模——如曹禺《北京人》中的愫方；或成为已婚妇女典范——如巴金《家》中的瑞珏；或集二者于一身，如老舍《四世同堂》中的韵梅、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淑珍。她们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评价她们“代表了封建道德感情的旧式小姐”、“旧时代的优美典型”“闪烁着崇高动人的人性美”……的确，这些是她们的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东方文化传统美德光环的亮丽与阴影。在文学作品中，她们通常是一群禁锢在高楼深院的大家闺秀，远离了时代的喧嚣，生活在宁静温馨的后花园中。她们从小接受三纲五常、诗书礼仪的熏陶，承受着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的压抑和束缚，按照东方淑女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她们最终成为了好女儿、淑女、贤妻良母：知书达理、温柔聪慧、美丽善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善解人意。在巴金笔下，瑞珏是作者塑造的贤妻良母典范。她和觉新的婚姻是高老太爷用“拈阄”这样极其荒唐的方式决定的。她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此成为封建大家庭的好媳妇。瑞珏端庄秀丽、仁厚宽容，她爱觉新，亲自到梅林为其折梅花，精心绘画梅花帐檐。她是好嫂子，关心弟妹，觉慧愿向她敞开心扉；她也是好妻子，压抑内心的痛苦，真诚地关心梅，抚慰觉新的精神创伤。她同觉新共处于大家庭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漩涡中心，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利剑。曹禺笔下的愫方是书香门第家庭的小姐，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愫方寄人篱下，经济的无助和终身的无靠使她明白自己只是“看人家脸色过日子的人”。她是行将就木的曾皓的拐杖，她也是徒具生命躯壳的曾文清的精神寄托，因而也是曾思懿的眼中钉，成为增加矛盾斗争的焦点。与瑞珏相似，路翎笔下的蒋淑珍也是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孝女慈姐。她温柔善良，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企图保卫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让他们相安无事，生活得宁静愉快。她是用亲人的结婚诞生和死亡来说明、并标记她的世界的。然而，在动荡的年代，尽管她忙碌而辛劳，她的努力确是徒劳的，一种“大的不幸要来”，“生活要崩溃”的预感恶魔般地压迫着她的灵魂。老舍笔下的韵梅作为都市旧式大家庭中普通的主妇和长孙媳妇，“仿佛是专为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她也有自己难言的悲哀和孤寂，有文化有学问的丈夫与她感情上有些隔阂距离，“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份与地位——她必须教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教亲友承认她是很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教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作为长孙媳妇，她要安排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生活，孝敬公婆，养育儿女。当丈夫被捕，她还得从精神上支撑这个家。可见，她们都是好女儿好媳妇，却处于大家庭的矛盾旋涡中，举步维艰。“瑞珏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韧执着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她们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家庭的安宁、大家庭的利益甘愿牺牲。这种牺牲不仅仅包括妻子应享有的情感、幸福，乃至生命。在军阀巷战最紧急时刻，高府只留下觉新这一房。在大祸临头之际，觉新让家人到花园中避难，决定独自一人对付乱兵。生死攸关时刻，瑞珏留下来陪同觉新，“我不离开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在瑞珏与梅的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瑞珏爱觉新，为了觉新的幸福和欢乐，她甘愿牺牲自己。“我们两个人，还有他，我们三个人都错了，都陷在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面。……我真想我能够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我……”愫方与文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喜欢琴棋书画，情趣相投。在这囚笼般的生活中，对文清的爱是她生活的希望、精神的支撑。愫方用理想的五色彩线编织着爱的花环，她真心希望文清能脱离苦海，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人生价值，这是她生活中最大的理想、精神支柱和安慰。只要文清能“飞”出牢笼，她甘愿一辈子囚禁在曾公馆，牺牲自己的一切。韵梅在国难家难之时，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节殉难。由此可见，“瑞珏们”皆愿为丈夫或家人赴汤蹈火，这种舍身忘我的精神、任劳任怨的美德和惊人的自制力，使她们对生活表现出一种无苛求的随和感及随时准备为他人作出牺牲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善的意志、爱的力量是她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她们在无私地给予和奉献中获得满足和欣慰。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曾经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中华儿女，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在危机关头转化成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传统文化中也掺杂了许多糟粕。“男尊女卑”成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就是做孝女、贤妻与良母。在中国,乡村和城市一直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