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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发展话语”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历程和方式 　　“发展”一直贯穿在比较教育研究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是教育与发展#39;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进教育和促进教育的发展，进而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比较教育的历史，不管是贝雷迪（George Bereday）所言的“借鉴时期”、“预测时期”还是当前的“分析时期”或者说“反思建构时期”,“发展”的概念和发展研究影响了比较教育提出问题的方式、研究的方法论、研究程序、研究对象的选择，同时也规范了民族国家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国际教育组织的教育研究的策略、教育援助的路径和方法、教育援助中援助主体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等。 　　本文将概要地考察“发展话语”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历程和方式。 　　一、“发展”概念的发展与比较教育 　　 　　发展作为哲学术语，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 但不同时期的发展概念受其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其含义也在演变中变化。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深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影响，在阐释社会发展过程中运用生物学的比喻， 形成了社会学的普遍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进化”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哲学概念，人类社会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都受进化律的支配，从而推翻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主张社会是普遍进化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社会有机体”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超有机体，其分工类似于动物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动物机体的各种器官的机能是相互配合、均衡的，而“社会有机体如同单个有机体一样，机能的均衡引起结构的均衡”.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19 世纪“发展”概念的含义和进化没有什么差别，“适者生存”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社会普遍进化、发展的原则。这种普遍进化论“发展”概念包含着人类的进步与福祉的普遍主义精神，以此为指导，教育体制必须要为这个终极完善的人类理想服务，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是发展概念的内在要求。 比较教育是社会改良与道德改善的工具，需要从别国的发达和繁荣中发现可使本国兴旺发达的办法。 与这种人类普遍进步的理想主义相随的解释是教育竞争体现了背后的国家之间经济、军事、国际地位、意识形态等的竞争。 埃德蒙·金（Edmund King）在对比较教育的演化的总结中说到，“19 世纪，法国、日本、纽约州等已经建立了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完整系统，但是如英国等其他一些工业国家却还没有。 然而，不管是否由国家运作，大多数教育系统不时复制或者被其他地方的成果或者实践所影响。 经济和商业竞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竞争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要求在教育成功的各个方面也不被邻国超越。 另外还有对某些比如共产主义等政治信条的恐惧，还有对国家杰出的技术或管理的焦虑。 ” 　　进化论的发展观也从全球的角度把国家分为工业国家和非工业国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前者处于复杂的文明阶段，是后者的未来发展阶段，后者则被贴上落后和不发达的标签。 后者应该全盘借鉴和复制前者的教育制度，在前者的帮助下发展。 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弱国内的开明人士主动提出的学习与借鉴，更彻底的表现则是作为宗主国的欧洲列强如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忙于在印度、非洲等殖民地推行自己的教育制度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披着生物学、社会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的外衣，一方面被解释为进步、进化等；另一方面，“发展假设”事实上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成了发展的标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战争的借口，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 19 世纪比较教育家对民族主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抱乐观、积极的态度的话，两次世界大战的酝酿过程和战争的经历则使比较教育学家重新思考“民族主义”的内涵。 当民族主义与集权主义相结合，再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时，社会的进步则会受阻。 发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 欧洲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而非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成为国际局势的主流。 发展的标准处于重新探索之中，比较教育研究转向对民族主义、民族性、影响教育的因素与力量的研究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比较教育更多地转向理解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使国家更强盛、更具竞争力中的的角色。 发展、进化的普遍性被民族因素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特殊性所代替，但“适者生存”的进化律却依然在社会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展的含义由普遍走向了特殊，19 世纪所持的人类的共同发展道路转向了对民族国家的自己发展现状的解释而非预测，因为未来的方向是不明晰的。 　　二战后，民族国家积极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实证主义社会学初创时就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