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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与胡适友谊
张季鸾与胡适友谊
张季鸾与胡适,青少年经历基本相似,先后留洋回国后,都反对帝制和军阀混战,追求民主、自由和独立;二公自20世纪20年代初于上海建立莫逆之交,在张的影响下,胡开始参与政治,也办报刊开启民智,他们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坛两昆仑;在张的邀请下,胡加盟《大公报》,共同把文人论政的遗风推向极致;更可贵的是,张代表蒋介石邀请胡上庐山参加茶话会,胡后来出任驻美大使,争取美援,并促美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胡不仅把《大公报》全部贡献给国家,而且参与抗战中的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甚至受委派参与对日秘密谈判,张季鸾及其主笔的《大公报》堪称“中国战时精神长城”。他们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相互合作,珠联璧合,演绎了中国文人论政、议政、参政的奇观,堪称文人报国两昆仑。
经历相似,互为知己
胡适比张季鸾小三岁。两人故土都在偏僻的山区,只不过一个在安徽绩溪,一个在陕西榆林;他们都出生在父亲任职的相对繁华之地,胡生于上海,张出生在山东。他们的父亲都曾任清廷地方官,清正廉洁,喜好文事。胡适的父亲胡传,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时,胡适还不足四岁。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也是考取进士,辗转山东为官。张季鸾则比胡适稍微幸运点,在1901年父亲去世时,已经十三岁。俩人都是幼年失怙,在别人帮助下上了当地有名的学堂,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也同样在少年时代去异地拜名师,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受戊戌变法新思潮影响较大,只不过胡适在上海,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张季鸾在西安,在郊县直接受教于和康有为齐名的刘古愚。他们同在十八岁考取官费留学生,不约而同地学习社会科学,且学有所成。只不过张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学习政治经济学;胡西去美国留学七年半,始学农学,后转学哲学、经济、文学。
他们也都受国内新思潮感召先后回国,以笔为匕首,从事反帝制反封建运动,以宣传民主、自由和科学为己任,办报刊开启民智。张季鸾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国,直接投身政治,担任孙中山秘书,参与中华民国创立,办报反袁倒段批蒋,为新闻界翘楚;胡适则在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发表自己的宣言:“二十年??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那时,胡适刚二十七岁,不是不关心政治,他留学美国对西方民主宪政很有研究,而且经常参加演讲。但他回国看到封建专制和军阀政治,极为反感,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专制政治,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傲骨。然而,胡适不谈政治的想法,只坚持了不久,随后他加盟新文化刊物《新青年》,主张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进行思想启蒙。1919年任《新潮》杂志顾问,参加《新教育》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运动中,迎接杜威来华讲学,拜会孙中山,接办《每周评论》,积极投身政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办报方面,胡适与张季鸾相互影响很大,办报刊理念也极其一致。
张季鸾回国后辗转办报,身体力行,争取新闻自由,独立精神,甚至两次被捕入狱,也可以说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这和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如出一辙。1920年,胡适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张相识在1921年。这一年春,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养病在家。7月暑假时,去上海暂住,经陈布雷介绍,和时任《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初识。两人可以说经历极其相似,且有着共同的志向,自然结成至交。
他们都对军阀政治极为反感。张季鸾主笔《中华新报》,以笔为武器,反对军阀的倒行逆施,主张民主自由。1922年6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
他们后来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对结束军阀混战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1月,三十三岁的胡适,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专制难以适应,干脆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和在上海办报的张季鸾来往过密,二人谈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彼此引为知己。当年10月,胡适回北京,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1924年初,在北大任教。6月,筹备《现代评论》。这一年,张季鸾主持笔政的《中华新报》停刊,他也从上海北上,担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京代表,直接参与北京政变。两人在北京大学经常相聚谈论政事,交情更加深厚。
躲不过政治的胡适,受张季鸾的影响,1925年开始主动参与政治。这年2月,他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3月,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1925年春,张季鸾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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