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领跑者”.docVIP

区域经济发展“领跑者” 　　成都高新区的巨变，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川实践的一个闪光点。 　　最初，高新区的变化是“渐进式的”。因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现在的高新区依旧是农田一片。变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在老一辈高新人看来，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脚步。 　　 　　“比特区还特，就叫倍特” 　　 　　提起创建之初的那些事，“陪着”高新区“一路走来”的第一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学果如数家珍。“早在1986年，成都市围绕深化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提出了建立科技密集区或科技特区的设想。” 　　 　　当时科技体制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我们到大学、科研院所调研的结果是奖状挂在墙壁上。成果锁在抽屉里。科研成果形成不了生产力。”张学果深有感触。 　　科技资源比较分散，不捏紧拳头不行。1988年，成都市委、市政府通过对沿海地区考察调研，作出了建设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决定。 　　 　　“我是1990年10月上任的。除划拨的2.5平方公里土地等待我们去开发外，就只有40万元的开办费。”张学果在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2号的成都市节能中心租了7间房，挂上了“成都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牌子。 　　创业艰难百战多。让张学果最发愁的是钱从哪里来。当时开发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亿元，2.5平方公里就是3～4个亿。他跑银行，获得了2000万元贷款；发行债券获得2000万元。“但区区4000万元仅相当于所需资金的1/10，开发资金缺口太大了。我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无奈之下，他去找市长。 　　“好。我支持你!”时任成都市市长刁金祥玩笑似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200元钱晃了晃。其实，市财政也再拿不出钱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高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年4月，邓小平为中国科技事业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10个字让无数科技人员迎来了创业发展的春天，同时也成为高新区发展的一条主线。 　　此后不久，科技部3名年轻人到高新区搞调研。“我请他们就资金筹措出出主意。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就这样‘???撞’出来了。当时我的神经一下就兴奋起来。下定决心，整!”张学果回忆说。 　　风乍起，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的高新人说干就干。 　　 　　当时28岁的平兴在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处当办事员，他自告奋勇用三种颜色设计了100股、1000股、10000股三种股权证。 　　这些高新区创业者没有想到的是，5天内竟然募集到1.1亿元资金，大家都兴奋不已! 　　 　　“给公司取一个名字吧。”张学果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钱，“谁想出来，就奖励谁。” 　　“科力公司”、“科霸公司”……员工们纷纷提议，但大家觉得不很满意。 　　 　　“比特区还特，就叫倍特吧!”最后，张学果自己给新公司取了一个名字。 　　1992年11月18日，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成都市体改委批准成立。这也是全国高新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忆往昔，岁月峥嵘，张学果不无感慨：“路是逼出来的。倍特公司的出现启动了高新区的开发，这在全国没有先例。此后。科技部领导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创举，这是率先用改革的办法寻找到的一条新路，值得其他高新区效仿。” 　　倍特公司的成立还标志着高新区建设与管理开始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支撑为主的转化。 　　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高新人再次抓住机遇，在体制上确立了“高新模式”：由省市共建、以市为主，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合署办公，行使市级管理权限，全面管理高新区的党务、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 　　从1996年起，市级财政不从高新区另外集中收取，所有收益全部留给高新区。简而言之，就是“钱不拿走一分，市级权限全给”。 　　在2001年12月成都市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些部门领导纷纷建议把下放高新区各部门的权力往上收。张学果动情地说：“实现高新区的快速发展，希望在制度体制创新，出路也在制度体制创新。” 　　时任成都市市长李春城再次重申了成都高新区“体制不变。机制不变”的原则。 　　这样一个充满高效率的体制、机制设计，推动着成都高新区持续快速向前发展。 　　 　　英特尔一小步，成都一大步 　　 　　1993年，29岁的杨东毅然放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投身高新区建设洪流。此时，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知识创新工程使高新区蕴藏的才智能量得到暴发式的释放。杨东亲眼目睹了国腾、迪康、地奥……在高新区“孵化”长大，高新区成长为西部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2000年，省、市政府明确高新区产业重点，确立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曾从事招商引资多年，现任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局长杨东介绍说。 　　此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