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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经济圈整合路依然漫长 　　毫无疑问，在京津冀经济圈的整合过程中，北京经济类型的特殊性，是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首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职能或者便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特权”。京津两地都因不肯放弃既有利益进行产业协同上的尝试，已经形成“同构化”竞争。而在京津冀合作中，实力差距悬殊，不能造就平等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河北无疑是京津冀的一块“短板”――与北京间触目惊心的“产业悬崖”、被远远拉下一大截的经济总量、尚嫌参差不齐的草根经济……，尽管目前京津冀三地已经对促进和加强联合形成一致看法，但还有一些实质性问题需要达成共识。 　　 　　京津，争做“龙头老大”？ 　　 　　华北经济圈的整合之所以行动迟缓，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类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龙头，双子星座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其中，谁将成为“龙头老大”的争论直接制约着双方的合作，合则双赢，分则双失。许多天津人认为，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与北京竞争多于合作。这是长期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解放前，天津与北京的分工很清楚，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工商业中心。北京和天津之间没有矛盾发生；解放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由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了生产型城市。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无形中对天津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也因如此，天津由历史上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渐渐变得“平庸而无为”了。更出乎人们想象的是，这几年，两个城市之间有了“门户之见”，北京、天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齐心协力”的合力效应，而是“谁也不服谁”的竞争态势。 　　尽管当前北京市明确确定的四个中心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这种定位主要强调首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四种功能。但是，北京在建设这“四个中心”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带动着首都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北京的贡献最大，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直接带动着北京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和天津更需要合作协调，双方的优势才能互补。 　　在王一鸣看来，北京经济总量最大，但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又不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事实上北京又在承担着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 　　天津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季任钧教授则从着眼于未来格局作出判断，从长远发展来看，北京市作为首都，它的辐射影响应该是文化和政治方面，经济发展主要应该是在服务和高新技术领域。从工商业角度，还是应该以天津为中心。 　　 薛维君研究员针锋相对，北京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主动承担起“龙头老大”的作用和职能，这也是京津冀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孙久文教授则更中性化，他认为北京和天津都能够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辐射和带动的地域范围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最好的办法是由北京和天津共同组成一个经济辐射中心，带动本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一鸣提出，不要去讨论谁是老大老二的定位。天津的物流，北京的金融，今后河北的制造业，三方各有千秋，都会形成中心地位。王一鸣透露，“只要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也会有一定的投资。” 　　学者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心态，谋求合作时仍然受到本位主义的影响，不放弃固有的利益，始终维持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想法，都想成为一个综合的中心，合作就无从谈起。 　　许多关心天津发展的人士不由自主地把天津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京津合并组成“大北京”的构想。作为天津，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天津要改变落后的局面，最好的选择就是与北京展开合作。“加快京津两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京津部分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是首都圈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孙久文向记者表达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如果能够促使两地的交通更快速、便捷，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分工与合作态势，促进两地共同发展。日本东京与横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好好借鉴。” 　　京津间的分工与合作是首都圈分工与合作的重点。如果从京津两地的商贸、信息、咨询、文化产业、交通、物流等行业分析，两地各有优势，也都有需要加强的地方，而形成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交通设施。2003年12月1日，经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同意，天津、北京两市决定，增建京津高速公路南、北两个通道。这是京津两市加强合作，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京津南、北高速公路的增建，无疑对京津地区的合作打开了一盏“绿灯”。 　　 　　京津对决北方金融中心 　　 　　2004年2月16日，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首家按国际通行运作模式建立的住房储蓄银行。与此同时，渤海银行获准在天津筹建，这将是总部设在天津的第一家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