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星企业”“沉沦”.docVIP

南京“明星企业”“沉沦” 　　 　　南京“明星企业”的“沉沦” 　　 　　改制国企的“疾病” 　　 　　上午10时到11时，应该是所有工厂最为繁忙的时候。可是在南京伯乐电器集团的厂区里，却是一片沉寂。厂房大多已破败不堪，紧锁的厂房大门上，大多贴着法院的封条，落款是2001年12月。走在满是枯黄落叶的路上，记者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是号称中国第一台家用空调器的诞生之地。 　　伯乐电器集团曾经以“伯乐”牌冰箱闻名全国。1994年前后，上任伊始的新联机械厂厂长邱祥林对企业进行股份制的改制，并组建了伯乐电器集团公司。改制后，邱祥林成为伯乐电器集团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大权在握。因改制而新成立的监事会却没有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邱祥林的独断专横便有了实行的可能。 　　在伯乐电器集团公司成立后，邱祥林未经过调查研究就盲目决定扩大规模，在集团公司下扩展了100多个分公司，短短两年内贷款5亿多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高达8000万元。而“伯乐”在经营最好的年份，利润也不过1000多万。1995年，邱祥林再次贷款1.4亿元，强行上马冰箱第四期工程。由于引进设备的质量和装配过程中存在技术问题，原先计划年生产冰箱50万台的生产线，只能年生产冰箱10万台，而且质量低下，产品返修率高达80%以上。伯乐冰箱在市场上的声誉也因此一落千丈。100多家分公司此时也面临停产、倒闭的命运，他们各自与集团公司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务均无法偿还，“伯乐”陷入绝境。 　　改制后的“伯乐”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我国所有已经或正在改制的国有企业而言，可能是共同的。 　　股份制改造一直被认为是国企脱困的必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所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却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操作上，应该起互相制衡作用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三方却形同虚设。结果，改制后的企业比改制前还乱。改制前，党委会、工会、职代会责权明确，虽然制度上还有缺陷，但毕竟还是形成了一定的互相监督与制约的机制；而新成立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彼此的职责在企业中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认识，??工也极不明确，致使监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对董事会的监督和制约功能严重缺失。 　　南京市纪委副书记单景南将这3家企业出问题的原因做了总结：尽管他们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块牌子树起来了，但那只是一个空壳。“老三会”没有了，“新三会”又没有搞起来，管理、监督弱化，特别是搞集团公司以后，这方面的问题相当普遍。形式上是改制了，但事实上厂长、经理一人说了算，他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思路更谈不上有多少变化，工作作风还是老一套：有了问题就找领导，跑部门，拉关系；办起事来暗箱操作，个人说了算。这种情况下怎能不出问题？ 　　然而，出问题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企业领导本身。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是通过政府任命的，而不是由企业自主选拔的。对于这些领导人而言，既然由政府任命，自然就是政府部门的人，企业有什么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既然企业的领导人都由政府任命，那么说明政府对企业仍然没有放手，就是说不管企业如何，政府总是要管的。一旦企业领导人存在这样的想法，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企业改制与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企业仍然有政府扶着。 　　“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所在，不论企业如何改制，以什么方式实行改制，其根本前提都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在改制前并没有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明确的划分，也没有对企业的国有资产成分进行准确的评估，致使企业在改制后仍然面临产权不明的问题，更别提如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了。 　　 　　监督缺位 　　 　　我国的《公司法》明确规定，监事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行使监督权。但是，在不少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中，监事会只是一个幌子，不起任何作用。有些企业的监事会主席由领导的共同利益者担任，有的由企业的纪委书记担任，由于与企业的领导有着或多或少的利益联系，这样的监事会根本无法相对独立地行使监督权。有的企业虽然名义上设立了监事会，但是监事会却处于董事会的完全控制和领导之下，形同虚设。 　　在邱祥林“引导”伯乐集团走向崩溃的过程中，根本没有人出来制止邱祥林的这一系列错误举动。南京伯乐电器集团、金陵药业有限公司以及南京奶业集团这3家改制后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与企业改制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直接相关。 　　即使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法人，金陵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江中银也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企业领导。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构成明明白白地写在1999年的招股说明中。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是必须公开的情况。然而，股民却无从知道，在招股说明书中所述及的内容在实际执行中却变了样。 　　国企改制后，由于强调“厂长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