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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日俘政策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都相继俘虏了一批日本官兵，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对待和处理日本战俘的问题。对此，国共两党皆从实际出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别制定了对待日俘的具体政策，并成功地对日俘进行了教育和改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国民党的日俘政策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先后开展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并在战争中俘虏了一批日本官兵。此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俘人数日积月累，逐渐增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俘的教育转化工作，列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强调要对日军俘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为此，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设立了日俘收容所，并随着战局的变化，前后经过了几次变迁。1937年底，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将俘虏的日本兵集中到武汉，设立分属于军令部和航空委员会的两个临时俘虏收容所。1938年7月，武汉撤退前，军政部分别在陕西西安和湖南常德设立第一、第二俘虏收容所。1939年秋，随着西安行营西迁甘肃天水，设立于西安灵感寺的第一日俘收容所西迁宝鸡太寅寺。武汉失守后，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于1938年11月8日迁往贵州镇远。1939年5月，桂林行营在桂林设立临时日俘收容所。不久，军政部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二日俘收容所的重庆分所。1941年9月6日，重庆分所和桂林收容所的日俘也转移到镇远。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中国军队败退，日军攻入贵州。镇远第二日俘收容所北移，至12月18日到达重庆南之巴县鹿角乡。此后即鹿角战俘营。 　　1937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公布了《俘虏处理规则》。内容包括：总则、处理措施、待遇、管理、服役、惩罚、释放或归还、俘虏死亡等八个方面。随着战事的发展及改造日俘的需要，又于1940年补充了《俘虏及战利品处置奖赏办法》对俘虏的处置，战利品的处置及对俘虏士兵的奖赏作了详细规定。国民党方面的日俘情况相当复杂，有一些是顽固分子，他们大哭大闹，烧收容所内的病室，甚至嚣张到要在俘虏收容所内挂日本国旗，并以绝食相逼。他们还煽动战俘们逃跑，组织暴动。但是，日俘中也有主动反战的士兵，他们深受日军上层的压迫。 　　大多数日俘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转化非常困难。此时，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发挥了极大作用。鹿地亘，日本作家，1936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受到鲁迅等人的影响，决心走进中国抗日战争的阵营，并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文章。1938年受国民党政府的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被授予少将军衔。1939年12月，经蒋介石签署批准，鹿地亘赴桂林率先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该支部20多名同盟会员是他从桂林行营临时俘虏收容所选拔先觉悟的原日军俘虏组成的。1940年7月，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经中国政府批准，在重庆成立，鹿地亘出任会长。1941年8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强行将反战同盟总部及西南支部的36名同盟会员押往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后经冯玉祥说服，反战同盟组织保留下来，并在那里成立了“和平村”。 　　在“和平村”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和平村训练班”，接受了鹿地亘、冯乃超及中共党员康天顺的教育、指导，编印反战刊物，团结帮助所内其他战俘认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并从事反战工作研究，提供反战宣传资料。训练班在镇远的三年多时间中，开展了以下活动：（1）创办日文刊物《呼声》、《新日本》，创办日文反战壁报《人民潮》、《人民的战鼓》，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呼吁日俘认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步走上反战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初至1944年上半年，由镇远和平村制作的反战宣传品达150余种，其中有的散发到侵华日军当中，有的甚至流传到日本本土。（2）协助所方教育改造日俘，消除“圣战”余毒，促其醒悟自新，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教育。（3）多次在日俘中组织工作队到抗战前线喊话，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 　　除此之外，鹿地亘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日语培训班。由于初期俘虏人数不足，中国士兵又很少有懂日文的，到前线喊话遇到了一定困难。所以，该班成立的宗旨是培养抗日前线的对敌宣传工作队，使日军官兵厌战、反战，从而瓦解日军。此外，还大量印制了日文宣传单和小册子等宣传品到战场上使用，主要有《敌情研究》、《为真理斗争》、《人民之友》等。从1938年到1940年，这些反战宣传品和六色彩印的日军投降通行证，平均每月一两次用飞机在前线散发，号召日军反战、投诚。训练班还开设的另一门特色课程是“日本情况研究”，从日俘中调查日本国内的各种情况并撰写材料或开座谈会整理成材料，由鹿地亘本人亲自担纲讲授。 　　鹿地亘还编写了话剧《三兄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