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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罪与罚 　　如果说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最大灾难是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和全球财富的无情蒸发,那么危机让人类所产生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于现行制度安排和经济行为作出深刻反思和合规矫正。正是如此,从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彻查高盛“欺诈门”,人们看到监管当局对华尔街的“秋后算账”行动不断升级;特别是昔日那些惯于在他人面前指手画脚的国际信用评级巨头如今被提到审判台前时,公众更是强烈感受到了正义与公平的回归力量。 　　 　　知名的“百年老店” 　　无论是在国际金融领域或是全球商界,只要提起信用评级行业中的“三大”,人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经过了百余年市场风雨的洗礼和苦心孤诣的经营之后,如今的“三大”已经“锻造”出了可以让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上天入地”的超级本领。 　　成立于1860年的标准普尔公司能够有今??气势如虹的发展结果,应该感谢欧洲人当初的“慧眼识珠”。19世纪60年代,许多的欧洲投资者对自己在美国新发展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状况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标准普尔的始创人普尔于是顺应需求开始提供金融信息,并且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和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标准普尔在全球19个国家的员工已经超过5000人,广泛开展以企业为主的信用评级、分析研究和投资咨询等服务。 　　与普尔相比,约翰?穆迪创立穆迪公司虽然要晚整整40年,但其追赶之势却展现了后来者的不凡。尤其是1909年穆迪出版《穆迪铁路公司投资分析》首开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之举让业界刮目相看。4年之后,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目前,侧重以机构融资的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专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员,在17个国家设有机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惠誉国际要算“三大”之中创建最晚的侧重于金融的评级机构。创始人约翰?惠誉在1913年创办公司时将根据地选择在了法国巴黎,而且后来还收购了英国IBCA、芝加哥DuffPhelps和Thomson Bank Watch三家欧洲信评企业,因此,应该说惠誉国际是“三大”中唯一带有欧资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不过,现在惠誉国际的总部却座落在纽约,其在全球设有40多个分支机构,并拥有1000多名分析师,业务范围涵盖金融企业、国家、地方政府和结构融资评级。 　　 　　反应迟钝的“马后炮” 　　历史发展到今天,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经将全球100多个国家纳入到了自己的客户名册之中,而作为集人才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于一体的国际信评机构自然应当具有超乎常人的预测本领,并且能够作出快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的超前预测与风险判识,从而为需求者提供满意的服务。然而,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市场要求,“三大”也屡屡出错――不是反应迟钝就是空放“马后炮”。 　　历史是最好的明证。1996年9月,穆迪和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长期债评级为“A1”和“A+”,属于投资级别,但之后韩国危机来临,这些债券迅速降到垃圾级别。无独有偶,2001年11月,评级机构将安然公司的信用等级保留在投资级之上,但仅仅过了4天,安然公司东窗事发并申请破产。同样,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数天,穆迪竟对该投行的债务给出了A2的健康证明。国际评级机构对于国家经济危机的预判就更是赶不上趟。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危机、再到2000年土耳其危机,“三大”均无法做到先知先觉,其苍白的预警能力与一般人的认识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说标普们由于自身的拙劣能力所限而无法完成对市场相对准确的预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其在危机前夕真假不辩从而给市场和监管层传递出错误信号的败行就无法让人容忍。资料表明,自2002年至2007年间,美国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了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相关的证券共计3.2万亿美元,而按照历史经验,这些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很少能得到“AAA”评级的,但偏偏在危机爆发前就有90%得到了AAA的高等级别,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大量的“有毒”证券被评级机构贴上安全标签流向市场,一方面使投资者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使政府错过了可以纠错的机会,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定时炸弹。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观察分析,三大机构本应在两三年前就提出警告,将希腊的主权债务级别下调,给投资者适时的提醒。但结果是不仅没有对希腊作出下调的评级,相反还不断提升其信用级别 。同样,尽管在财政赤字规模上英国已经攀升至所有欧盟成员国之前,但时至今日国际评级机构依然维持着对其的“AAA”评级。据此,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评级机构及其信誉度是造成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一环。 　　 　　落井下石的“丑角色” 　　应当承认,希腊等欧洲国家举债度日的发展模式是引致欧债危机的制度因素之一,但将希腊等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