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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下“新道德”大讨论 　　从哲学思想到国民道德 　　 　　《大公报》创始于1902年，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年间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名下的《现代思潮》栏目创刊于1931年9月4日，每周五出刊一期，存在了约一年时间，在其诞生前后，中国适逢多事之秋。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去，7月的长江大水又使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9月的九一八事变及次年的一?二八事变更让国家形势日趋严峻。国破家亡、人心浮动之际，《现代思潮》周刊从一开始就认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还魂”，主张从思想道德入手，以求塑造出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新国民道德。 　　《现代思潮》的《发刊词》中提出：中国几十年适应西洋文化的历史，分析起来也就是两个时期，即模仿皮毛的自然科学时期和模仿皮毛的社会科学时期，但无论是前者所带来的坚甲利兵，还是后者所引介的制度与主义，都只是将中国弄得一团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要抓住西洋人的思想，西洋人的哲学！”因为“哲学是一切思想之父，没有他，思想不会发芽；哲学是一切思想之母，没有她，思想不会成长；而思想又是人类一切行动的路灯，一切行动的骨骼”。从哲学到思想，再到行动，《现代思潮》试图借用西方的哲学和思想给国家或国民以行动上的指导，而在这种指导下面的行动必然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新道德来做支撑。这种新的道德愿景最先被寄予于青年身上。在《开一个新时代》的短论中，编者号召青年人要从被动转到主动，从追随转到批判，“我们以后要信任自己的理智，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我们要明白自己所做的事，要晓得自己所走的路。” 　　从中可见，这种新道德实际上强调的是勇于蔑视挑战中国社会的颓废腐朽，敢于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信理性的人生态度。在国难临头之际，所谓的新道德，实际上就是集中于中国国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从道德上革新自强，以应对危局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与气魄。由此，一场关于新道德的大讨论也在《现代思潮》上逐渐展开，后来还上升到运动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侮提供了一剂道德上的“强心剂”。 　　 　　关于新道德的大讨论 　　 　　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仿佛是胸口被人狠狠扎了一刀，这是一种从此再也难以抹平的创伤，对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张东荪在《现代思潮》上发表《全国动员与学哲学的人们》一文，开头就谈道：“自从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情出来以后，我自己总是不能安下心来去看书。我自己知道这个最坏的态度。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必亦是很多。因此我写出来一些话和大家讨论。”接着，他认为要对付日本，需要做全国动员，问题是如何动员像自己这样的研究抽象的最高理论的人。他借用拿破仑征服德国时拿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讲演稿就逃的黑格尔的“只要我这一部历史哲学稿不遗失，德国必有复兴之望”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一种最高的理论统贯人生宇宙政治经济社会。 　　张东荪在文章中态度鲜明地提出要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要用西方的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的一切，并以此来争取将来中国的一种新气象。他的文章是新道德运动讨论的引子，至少表明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待这场战事的道德立场，但他尚没有深入探讨西方的哲学思想和国民道德之间的关系，冯友兰则在此基础上续进了一大步。在《再论全国动员与学哲学的人们》一文中，他首先通过讲一个古代考生应考的故事，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所谓的八股文就是念着动听而典故用得恰当，看着似乎不是胡说的“好文章”。接着他笔锋一转，说道： 　　中国革新了三四十年，民国招牌也挂了二十年，到现在每况愈下，国难临头，其重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受的八股文流毒太深了。举国上下无日不在做八股文之中。此以八股文来，彼以八股文往。直到日本占了东北，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要人们的文电讲演，都是冠冕堂皇，但战是怎么个战法，和是怎么个和法，却很少人详细说的。他们并不是在研究办法，他们只是在做八股文章。 　　上面这段话刻画出了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态势下，多数国人依然不明就里，特别是国民党政要只求保住一己荣华，对待国事只会和稀泥，有意无意地不提出破解难题的办法的这样一幅群相。这实际上也无情地点出了国人一向以来的对公装做糊涂、对私善于钻营的道德本质。冯友兰转而又呼吁国人多学习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见人提问的思想方法与做人态度，多思考多研究“日本常备兵有多少，战时能出多少兵，中国能战的兵有多少”这样的实际问题。 　　八股文固然不可取，那是否中国旧有的传统道德也必须加以一概否定？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讦，所谓的“孔孟之道”被时人当做是“封建思想”，“孔家店”也早就被打得是落花流水！在有关新道德的讨论中，对传统道德并不是一棍子打死，相反他们担心的是：攻下“孔家店”之后该怎么办？